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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向阳
7月15日，在郑州经三路某大厦门前，一百多名民工举着写有“民工维权记者新闻发布会”的条幅，向工作在大厦里的广厦建设集团河南分公司讨要拖欠几个月的工资。(7月17日《半岛都市报》)
见惯了政府、明星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如今民工的新闻发布会的确让人眼睛一亮。有人说，“民工新闻发布会”是民工理性维权的开始。但在笔者看来，“民工新闻发布会”只是民工表面上获得了“话语权”，是靠开“新闻发布会”的作秀得来的。民工靠作秀和极端方式获得话语权是一种悲哀。“民工新闻发布会”虽然较之“跳楼秀”等极端方式理性不少，但仍属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之道。试想，第一次“民工新闻发布会”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很少见，少见多怪而已，但如果政府不把民工的话语权渠道畅通，那么将来会不会出现“民工新闻发布会秀”，就像现在的“跳楼秀”一样麻木着公众的视听？答案是肯定的。
从表面看，民工有没有话语权是民工能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质则是民工在社会上能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能否争得做人尊严的一个标志。归根结底，正如钱理群先生在《拒绝遗忘》一书中言及，话语霸权确立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与权力结构有关的一套语言秩序。民工的集体失语与作为社会公器的政府的缺位失管是分不开的。一个法治的政府应当为公民的利益诉求提供充足的利益表达渠道，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而现在这个渠道一直不通畅。
如今民工自己也意识到自己话语权的重要性，召开了“民工新闻发布会”。接下来，需要政府提供一个民工“话语权”茁壮成长的土壤，笔者认为要尊重民工的话语权，各级政府就必须解决民工话语权的弱势地位，形成一套制度化的程序，提供高效率的维权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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