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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波
近年来，北京掀起了一场滑雪场“圈地”运动，这些滑雪场均为取地下水建造，从而导致滑雪场与人“争”水喝的问题日益突出。新华社的记者引用专家的分析数据说明，现有的13个滑雪场一年要“喝”掉4.2万人的生活用水。尽管如此，郊区一些地方目前仍在盲目“圈地”建设滑雪场。
滑雪场的建设和发展速度加快，或许有商人“盲目”决策投资的原因，但至少也说明，滑雪运动作为一种现代健身休闲方式，受到了许多北京人的喜爱。不过，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北京是一个水资源非常紧缺的城市。在这样一个地方发展耗水量相当大的滑雪场，社会成本之大是显然的。
问题于是摆在人们面前：北京能否任凭商业力量自由发展滑雪场？吃水量相当大的13个滑雪场该不该停业？
从投资自由的角度来看，投资商建设滑雪场无可厚非，现有法规并未禁止此类投资行为。但在水资源非常紧缺的北京建设滑雪场，显然产生了严重的负外部性。商人的投资权利与投资行为的社会危害发生冲突。
这样的冲突在现实中是无处不在的，问题在于要寻求适当的解决办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指出，解决权利的外部性关键在于确定哪种损害更无法容忍以及如何对受损者予以补偿。但是，建设滑雪场的外部性不是伤害某一个个体或小集体利益，而是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合适人选是政府。
政府首先要有价值上的判断：建设滑雪场的生态成本是否已经大到必须限制的地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次必须拿出解决方式——行政的手段，或者是市场的手段。
笔者对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中一位专家的说法持赞成态度：北京人可以不滑雪，但是不能不吃水。或许，滑雪场的投资商会反驳：洗浴行业不也是用水量很大吗，政府为什么就容忍呢？这个皮球还是踢给了政府。是的，政府必须拿出标准，用水量究竟多大才算是无可忍受的，才算是破坏生态成本的，才算是需要限制的。在同样的标准面前，洗浴行业不比滑雪场更有特别的待遇。
我认为，控制滑雪场数量的增长，要在限制盲目“圈地”上做文章，要在建滑雪场的生态成本标准上做文章，要在宣扬节水比滑雪休闲更重要的舆论上做文章。不过，即便控制了滑雪场建设者的投资欲望，眼下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现有的13个滑雪场怎么办？
新华社的文章说，在北京，未经批准圈建滑雪场的现象并非个别。这样的现象在别的行业也屡见不鲜，并不稀奇。
对于违规操作者，这好办，该整顿的就应该整顿。而那些遵章守法的滑雪场经营者，则应区别对待。政府没有权利随意要求投资商停业，只能以市场的手段来引导退出。政府还可以出台相关鼓励退出的政策——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初审批通过投资的是政府，今天如果为了公共利益，希望投资者退出市场，付出些代价也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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