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经济特权伤害社会 企业应摆脱官商结合阴影

　　撰文/胡泳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政府将只在宏观上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民间商人将最终成长为现代产业经营的主体。

　　目前内地存在的追逐经济特权现象，其对社会的伤害，不仅仅在于经济效益的问题 ，还涉及分配正义的问题。官商结合必然会扭曲社会财富的分配，累积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反金权政治的运动可能趁势而起，而且极易激荡成为一种反商情结。

　　如果社会的弱势团体无法在正式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得到反击的机会，就可能在体制外进行抗争，形成另外一种社会对立冲突的来源。官商勾结的泛滥更可能引发公权力的正当性危机，一个社会国家机构的公正性如果遭到普遍的怀疑，公权力就难以有效行使，整个社会的违法脱序现象就会不断出现，而这对企业的经营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寻求政治庇护，开展特权竞争，对社会整体而言，有其固定的机会成本。企业家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是有限的，当很多的企业主把这些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用于追逐经济特权时，他们投入企业经营的时间与资源必然会减少，而最终这些活动会对一个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造成显著的伤害。

　　对于一个处于激烈国际竞争环境下的开放性的经济体系，过度的特权竞争活动不仅会造成国内消费者购买力的损失(也就等于生活品质的下降)，也必然会增加产业的额外成本负担，最明显的就是企业必须承受土地与房租成本的上涨之苦，而且还可能要为政府的贪污浪费负担高额的赋税。

　　当然，我们分析官商结合可能的弊病，并非是要劝阻企业参与公共事务。相反，企业界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并与政府及立法部门保持良好的互动，对一国政治与经济的成熟发展尤为重要。

　　那些在国际经济竞赛中脱颖而出的先进国家的共同现象之一，就是政商关系的和谐，在战后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如日本、法国与西德，企业与政府之间均维持长期的伙伴关系。

　　企业界与政府和立法部门透过制度化渠道，密切地进行磋商与协调，这样企业就可以充分掌握政策的动向，制定政策的相关人士也就可以随时掌握产业的动态，及时推出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立法与措施。在这种良性互动关系中，政府部门在界定国家发展目标上不失其自主性，企业界也不屈居从属地位。

　　这种良性的政商关系与以官商勾结为特征的恶性的政商模式之间的分界相当清楚，两者在目标和手段上均有很大的不同。恶性的政商互动模式所追求的政策目标，其受益的对象是特定的，具排它性的，其效果是限制或伤害市场机能，其立意在获取暴利。

　　而良性的政商互动模式所追求的政策目标，其受益范围通常是不特定的，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其效果是强化市场机能或弥补市场机能之不足，其立意通常在于强化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在手段上，恶性的政商互动模式必然以隐蔽方式进行，彼此的交往不是缺乏法律规范，就是设法规避法律规范，影响政策的筹码主要就是金钱。而良性的政商互动模式必然是以公开的方式进行，有清楚的法律规范可依循，在金钱的使用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企业对政策的影响力建立在多重因素上。

　　当一个国家国内的企业已经羽翼丰满，国际化的条件日趋成熟之际，政府想要维持其对整体经济发展的主导能力，就必须培养上述良性的政商互动模式，以此创造一种政府与企业“双赢”的局面。摆脱了官商结合阴影的中国企业，才有望向真正的现代企业迈进。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环境温度会彻底地变化。政府将逐渐退出企业微观经营领域，而只在宏观上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企业的生存空间将空前扩大，真正实现所有权、控制权、使用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统一，民间商人将最终成长为现代产业经营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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