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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作时
中美、中欧之间的纺织品贸易争端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薄熙来部长微笑中带着强硬的面部表情和欧洲蓝天上的气球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前者代表了中国因为事关国家利益而在让步方面小心翼翼的政府形象，后者代表了在全球化趋势下产业转移留下的滞后性。
在我看来，这种争端多少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快的一种表现。这个新兴的国家潜力太大，转变的速度也太快，以至于世界来不及跟上它的脚步。我们如果把纺织品贸易争端看作是除了贸易以外，有其他因素掺杂进来的话，就会把原来很容易解决的一件事向危险的方向演变。
让我来说明我的理由：没有人会不要便宜的东西，凝结在一块毛巾或者是一条床单上的便宜价格里的，是欧美可以分享的中国优势。但是，这个过程需要一个适应时间，欧洲和美国的纺织业要有产业转移的时间，让一个纺织工人转行去做哪怕是楼道清洁工都是需要时间的，更何况是一个产业。在中国纺织品铺天盖地地与所有欧美工厂的市场份额竞争过程中，你至少要让他们想出他们的工厂接下来用来做什么、技术人员还能不能在这个产业里找到位置、工人有接受培训并改行的机会。如果不给这样的时间，那么贸易摩擦就会多起来，甚至会上升到危险的程度。
所以，我特别注意到了7月13日才出现在嘉兴的这一家工厂，它是由美国最大的纺织集团ITG和中国香港永新投资9500万美元合资建设的纺织工厂。而ITG的CEO威尔伯·罗斯原来是主张给中国纺织品设限的所谓游说集团中的积极一员。现在，因为想出了这样一个方式，他显然是改变了态度。因为他说：“这将是我们在中国一系列投资的良好开端。”
这是一个美国商人的智慧，威尔伯·罗斯解决了他所代表的资本，也许还有技术的出路问题，很可能是因为他们除了纺织以外，并不精通于其他行业，所以在一段时间后想出了到中国来投资的方法，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想出办法需要时间，把办法付诸实施更需要时间。因此，在纺织品贸易中，一味地强调自己的利益，或者像鸵鸟一样把头缩在沙里——在我看来，欧美原来一直拖延取消配额的时间就是这种态度——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合理的态度是承认中国在纺织品生产上的优势，设法去利用它为“比较优势”这一几乎是经济学中最伟大的发现在自己范围内的应用寻找机会。
可是把所有人，无论是欧美政客、商人和产业链最底层的工人都统一到这样的认识上来是困难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在纺织品贸易上，更为合理的态度是“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聪明的老祖宗早就把其中的哲理精炼到了七个字里面。
毕竟，以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为核心的优势，是中国发展的经历特定阶段的产物，是别人拿不走的。而强硬的态度只会产生相互报复这样可怕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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