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宋洪远：中央的农民工政策为何难落地

　　本报记者 何磊

　　　　□2003年“国办发1号”文件出台六项规定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等问题

　　　　□2004年，中央政府发文要求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

　　　　□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

　　“从中央政府角度，该给农民工的政策都给了。可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问题呢？”

　　作为持续跟踪研究农民工问题的资深专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自问自答：这正是当前迫切需要搞明白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执行政策。

　　宋洪远注意到最近媒体报道的“阿星杀人事件”。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在阿星的背后，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正浮出水面。事实上，宋洪远所在的部门，正在全力调研———把农民工问题搞清楚。

　　“中央政府该给农民工的政策都给了。”在不久前的一次论坛上，面对前面几位专家将“民工荒”的原因一致指向政策时，宋洪远坐不住了。他希望这些专家先去研究一下政策，不要再做重复劳动了。

　　“现在的关键是怎样执行。”宋洪远列举了自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几乎每年都发的专门针对农民工的文件。

　　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在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工问题的16字方针：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

　　2003年，中央政府又接连发出3个文件，并修订一个条例。这三个文件分别是“国办发1号”、“国办发78号”、“国办发79号”。

　　“国办发1号”文件中主要规定了6方面的内容：取消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以及不合理收费等；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保障农民工权益；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居住条件及工作环境；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做好跟踪服务。

　　“这6个方面都有具体规定。”宋洪远反问记者，还有什么问题没包括在这个中央文件中呢？他说，此后发出的“国办发78号”、“国办发79号”文件，又分别对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及农民工技能培训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此后的2004年，中央政府又发文要求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今年年初，国务院又发出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的文件。此外，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还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如此一道道的‘金牌令’，为什么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呢？”宋洪远说，这正是他希望专家同行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1995年开始，宋洪远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对安徽和四川两省的农民工输出地进行入户调查。而且，每隔两年他们还要进行一次回访。“2003年以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各种环境的确有所改善。”这是宋洪远对分布在安徽、四川两省的至少400名外出务工人员访问的结果。

　　那么，既然现在的环境比前些年有所改善，可为什么会在去年出现被专家称为“有效需求不足”的“民工荒”呢(所谓有效需求不足，是指造成“民工荒”的原因不在于农民工数量少，而是老板不肯出价。———记者注)？这是记者的疑问，也是宋洪远最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宋洪远鼓励记者继续深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他说，或许能从人的变化中找出答案。“研究每一项政策，都离不开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三个环节。”宋洪远说，或许现在的问题出在后面两个环节。他认为，中央针对农民工的政策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更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为什么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呢？”记者问。“利益问题。”宋洪远认为，政策出台了，但没有调整好一些执行部门的利益问题，从而导致政策失灵。他举例说，关于农民工培训问题，中央财政的配套资金下来后，劳动、教育及农业部门都争着要做，“大家是在争利益”。他说，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这部分资金跑到了个别部门，而不是农民工身上。此外，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可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门之间的利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问题，都集中反映在农民工的身上。在广东省东莞市，一位政府官员曾对本报记者诉说他们的“委屈”：从我这里挣走工钱，还要我来承担他的子女教育问题。这位官员认为，这个成本至少应该由农民工的输出地和工作地的政府来共同承担，否则就不公平，而且当地政府也没有义务为这些非户籍人口解决所有的保障问题。“现在的关键是做好各方面的利益调整，最终明确农民工的各类问题该谁管、谁来买单。”宋洪远说。

　　调整好利益关系，对于解决问题至关重要。然而，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农民工这个群体，在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本报上周对阿星事件的报道中，为保护当事人，将“阿星”化名为“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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