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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夏冬
周小川是一位十分受欢迎的演讲者。7月13日，他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做了题为《在金融机构改革中改进政府作用》的演讲。
查阅央行网站上的演讲全文，加上媒体大篇幅的报道和解读，周小川在这次有些久
违又顺乎心需的改革论坛上，先自答“政府应进一步明确金融机构改革重组的目的”，然后自问：“我们为什么要花资源来改革和重组金融机构呢？”
这一问一答可能就是当前金融改革的核心触点和面临的艰难选择。
然而，理解一位出众的央行行长的话从来都是比较艰难的。在周这次同样充满格林斯潘式的表述中，同样有一句话很特别，“要使金融机构强健(Robust)，也就意味着，政府对金融机构转轨期间形成的和历史遗留的包袱要认账，要剥离……”
这其中的要剥离较易理解，而“要认账”三个字很值得琢磨。琢磨之后再揣摩。一是要认账的逻辑背后就是有一种不肯认账的意见；二是要认账的前提是“账”是在转轨期间形成的或历史遗留的；三是认了账之后金融机构就有可能强健起来。
现时的改革越来越需要智慧，也正所谓改革越来越难。在原来单一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体系已经被打破，但随着中国经济在26年来累积起飞之后，最令人痛心和不解的是，金融业的不良资产确显庞大，人们期待中的市场经济相吻合的金融体系依然脆弱，长久以来的政银不分虽有改观，但难以让人满意，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政商结合与金融博弈(如地产业)的所谓新情况、新问题。
而对眼下正如火如荼的金融改革或更准确地说是中国金融体系再造，社会上的认识不尽相同，如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注资，如对困难券商的扶植，议论较多，人们的担心是一个“问题螺旋”，而且面对一个不能有肯定答案的结果。
关于改革，人们的认识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从国企改革来看，就是该关门的关门，该走人的走人。而金融改革恐怕不这么简单，一是国企原有几十万家，而一直担当金融重任的只有“四大行”，更为核心的一点是随着中国已迅速成为一个较庞大的经济体，金融体系的稳定对全局的意义已不言而喻。这也形成了当下金融改革的现实思路，不是简单的关门，而是着力在政府与金融或银行业的关系中间再植入一个“汇金模式”，通过“汇金”这样的基因来衍生一个新的政银关系或是政府与特殊企业之间的关系。
但这种制度安排又会面临三个新的挑战：一是关于金融改革，宏观层面的认识较为统一，但地方政府的认识却不尽相同，理解也不一样，面对中国利益格局多元化的局面，有些认识还十分对立；二是新的政银关系安排如何得到法制的保障，使其在法治化的语境下运行；其三，在金融再造术实施之后，各商业金融主体能否完善现代公司的治理制度，在风险管理方面真正创造出一种新的内部机制。现时的几大行都在谋求上市，引进战略投资机构，来建立完善各自的治理安排，但这几大行的确是点多面广，这庞杂的体系如何在总的指挥捧下运行并不让人乐观，面对目前的“权力上移”，金融业又如何面对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并作出快速判断？
如果说中国26年的发展是一大创举的话，接下来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套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体系更是一个大课题。在产业界所担心的“拉美化”风险，及一些快速发展经济体经历过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国如何躲避或规避？
这也是人们呼唤改革的动因。正如吴敬琏与青木昌彦的对话中所提到的“中国目前的强项在制造和装配，因为与物打交道(实现物质交换)不需要像与人打交道(实现交易)那么复杂有效的制度支持”。
其实，与物打交道较易，与人打交道较难，而与资金资本打交道更难，这也正蕴示着我们当前“改革改什么”的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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