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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欧阳觅剑
中国经济这一次是从2003年重回9%以上的高位，但这样的增长率才维持了不到三年，就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将下滑并至低谷，他们是在担心一些结构性问题将阻碍中国的发展。
的确，目前存在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消费与投资
、内需与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平衡；能源和原料(煤油电运)供应偏紧；企业利润被压缩，工业利润增幅在减小；银行信贷规模扩张，呆坏帐率居高不下，而中小企业却贷款难。
这些结构性问题，直接导致中国经济效率低、消耗大、财富积累不能与GDP同步增长，长远来看，还会妨碍可持续发展。但在一段时间内，结构性问题可能成为GDP增长的源泉，因为结构的转变和优化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的经济增长周期与结构转变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与经济结构稳定的发达国家不同。
1991-1996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周期，就与结构转变相伴随，主要是开放程度提高和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在1990年代之前，净出口经常为负，即使为正，在支出法GDP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而1990年之后直至1997年，净出口基本上(1993年除外)都在高速增长；1997年之后增长趋于平缓。这个时期，沿海地区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内地。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构转变带来的经济增长点是加工制造业，沿海地区出现很多从事加工制造业的工厂，它们吸纳了来自内地的劳动力。
由此引发的经济增长还带来了另一个结构转变——国有经济比重下降而民营和外资经济比重上升，这又给经济注入发展的动力。1997年之前，经济学界流行一个说法，叫“宏观乐观，微观悲观”，说的是在GDP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的同时，一大批企业陷入困境，一大批工人下岗。其实，带来GDP增长的主要是民营和外资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是国有企业。“宏观乐观，微观悲观”看似一个悖论，实际上正是结构转变带来经济增长的写照，“悲观”成了增长的因素。
目前经济中也有一些“悲观”因素，比较突出的是“三大差距”和能源原料供应紧张，这是上一次高速增长周期的后果。这两个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就是工业制成品的普及和重化工业的发展。
结构转变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单向关系，在结构转变为GDP增长提供“题材”的同时，GDP增长和市场规模扩大也为结构转变准备条件，很多结构性问题，只有在经济较快增长的环境下才能得到解决。
如果经济和投资的增长减速，对重化工业的需求就会减少，这些产业将缓慢发展，能源原料供应紧张的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煤油电运几年之后还会是经济增长的瓶颈。经济增长减速对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的可能影响更大，因为在这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中，中西部地区的势头比较好，作为能源原料和劳动力的主要供给地区，它们获得了很多机会，一旦经济减速，它们失去的市场和机会将比沿海地区更多。
而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则可能为部分解决能源原料供应紧张和“三大差距”等结构性问题提供契机；并进而可以使外贸和内需的结构发生一些改变；消费与投资、信贷结构等问题目前显然还没有成为主题，需要等到下一轮经济高速增长。至于企业利润被压缩，只是部分产业和企业利润减少，那些经营能力较强的企业利润前景则比较好，优胜劣汰将导致企业结构的转变，这将是发展的动力。
经济增长引发结构转变，需要以理顺价格机制作为前提，只有价格的结构优化了，才能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市场需求传导给各个经济主体，从而推促它们去改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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