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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于19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驶过了整整26个年轮，铸就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人民生活水准普遍提升，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提供三分之一GDP和五分之四新增就业的非公经济成为市场繁荣的重要支柱，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支撑了中国的和平崛起，足令世界侧目。
然而，也就在今天，舆论界对于“改革”的取向和内涵颇不明晰，因为近年来在强
推GDP攀升热潮中，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信贷等基础资源的支配权力过大，深度介入了经济活动，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似有被搁置的疑虑。
也就在今天，一些行政部门表“改革”之虚言，谋垄断之实利；外部监督的缺失，导致“改革”成了部分行业垄断和部门收权的挡箭牌，令那些真正欲改革而不能者心生灰冷之感。也就在今天，出于对贫富差距拉大和由此产生的失落感以及改革参与度的不高，不少民众对改革的期望值正在降低。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持召开“中国改革高层论坛”，重新唤起了不少人对新一轮改革的热情，在此时刻，要求我们明辨市场经济的理念、规则和权利；在面临众多难题犹豫不决的时候，需要决心和果断来捍卫和践行它们。
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有竞争性的市场，有独立的市场参与者：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经济权利自由的个人和诚信独立的中介组织，对资本、土地和劳动等要素和产品以及其他绝大多资源的定价和配置，只能通过市场机制完成，要有公正的、可预见性的法制环境，要有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严格规范的政府体制，其最重要的就是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和行权的规则。
法治政府的基本理念是“凡法律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此亦依法行政之本义，即政府一切行为均需有法律作为依据。在这个意义上，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关键是打破国企对基础行业和资源的行政性垄断，依据《公司法》，政府仅为单纯经济意义上的股东，按股份派董事；政事分开以及和中介组织分开，核心是政府不再对事业单位进行人事任命和财政支持，为中介组织释放发展空间；金融改革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将金融机构还原为真正的企业；财税改革希望在于政府不能随意增税减税，财政开支和转移支付须经法定程序；政府监管市场主体及其交易规则，须以法律为依归。
政府应紧紧守住自己的边界，不越“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之界。除了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程序调节经济，并维持公平有序市场秩序外，政府应退出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这是防止官员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也是趋向完善市场经济之途。
责任政府不但对官员有明确的问责和追究机制，更要发挥社会舆论等外部监督机制的效能，通过透明行政，约束政府。
开放从来都是改革的驱动力。人们对加入WTO给国内带来巨大的改革效记忆犹新，遗憾的是这种效应正在趋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负责任的大国，是每位国民对国家的期盼。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必须进一步“走出去”。“走出去”只能是双边或多边的互动，这其实也是中国先接受、进而逐步影响国际规则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摒弃固有的偏执，以开放之胸襟，在有关企业跨国并购、汇率和贸易谈判中更具灵活性。其实，今日巨大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面向世界，对一些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和商业逻辑的主动认同。
在市场体制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没有什么比激发和扩大公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更重要的了，这要求保障和尊重个人的经济自由与权利。在法治社会，公民权利建基于“凡法律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这一根本理念。若此，则公民拥有广泛的求学、迁徙、择业、创业、交易的权利，任何对这些权利的限制，均须由宪法和法律授权。
在今日之中国，公民尤其渴求表达自己权利的良性机制，维护自身利益的协调和对话的合法渠道，参与新一轮改革设计的适度空间，公平的、可预见的而不是选择性的、不确定的执法环境，等等。这些机制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制度化，都是政府要提供的优质公共产品。
对于改革，我们要正本清源地明辨市场经济的理念、政府行权的规则和公民个人的权利，下定决心，在其中融入我们的心智和行动。这样我们才能扭转权钱交易、内部操控等“坏的市场经济”之颓势，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之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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