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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欧梵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土耳其学者朋友突发一句妙语：“过度的现代化”(Excessive Modernity)，并以此形容土耳其的中产阶级如何西化——甚至比西方人更西化——的现象。她的这个名词并非捏造，而是有学理根据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种“合理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学家韦伯所谓的把“工具理性”用之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
表现最明显的首推科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较发展中国家“先进”，所以现代化就往往被后者视为西化。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亚洲国家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西方国家，遂产生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非但要赶上西方，而且更尤有过之，比西方更西方，也比西方更现代化。
所以竞相独占鳌头——世界最高的大楼、亚洲第一长桥、最大的机场、每日销售最高的商场、最昂贵或最豪华的酒店等。至于耗资千百亿元建成了这些“天下之最”以后的其他影响，则不计较。我认为这是“过度的现代化”最露骨的表现，往往见之于好大喜功的政府或不自量力的官员或富豪。
此外，“过度现代化”的征象又可见于任何大型机场的过度制度化、程序化、专业化、效率化和管理化。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批评了香港的大学教育，就是中了这“五化”之毒。在这种“过度的现代化”动作的影响下，人文精神几乎荡然无存，人文课程形同虚设。这个现象，不是我危言耸听，是学生自己提出来的。如何应付这个危机，有待大家公开讨论。
在此我还想提出其他几项“过度现代化”的怪现状，以我所熟悉的香港为蓝图，但并不一定仅限于香港。
破旧立新，不遗余力：旧房子不论好坏，也不论有无历史价值，一概拆除；新盖的房子不论好坏，都比旧的好，而新屋和旧区的文化环境是否可以融合，则在所不计，一切惟利是图；一切以营造商马首是瞻。这一现象，在香港屡见不鲜。相较之下，纽约的情况就不一样：纽约的曼哈顿也是一块寸土必争营利之地，但是当营造商试图拆除卡尼基音乐厅，改建为写字楼的时候，纽约的音乐家和其他维护文化艺术的人士则愤然而起，在小提琴家艾萨克斯坦领导下，发动“保存卡尼基厅”运动，终于成功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法律程序至上、效率第一：香港的效率有目共睹，从机场落地开始，到进住酒店的服务，到商场购物，银行取款，在餐馆吃饭时侍者上菜和换碗碟时的速度，都堪称世界第一流，值得重赏。然而，有时效率反被程序所误，一切必须按部就班，不得延误的结果，有时反而劳民伤财。
有一次我和妻子赶飞机去台湾，在机场柜台办手续时，航空公司人员说：惟恐到台湾办落地签证时，台方无法临时照相，所以我们必须事先交上照片两张，以备不虞。我们没有带照片，被勒令到附近自动照相屋去，结果塞进无数银币后，拍出来的不能用，害得我无名火起，恨不得把那家航空公司的柜台给拆了！
但那位服务小姐仍然纹丝不动，保持她的效率。据说香港公务员也大多如此：办起事来，有条不紊，程序井然，效率至上，至于事情的目的和内涵则不闻不问。
白领阶级的品味挂帅：一切买名牌、炫耀财富和消费，但品味方面则一切崇洋、全盘西化，甚至比西人更西化。这种白领阶级的消费文化，目前也席卷中国沿岸各大城市，尤以上海为最。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重形式和价格——越贵越好——而不懂品味的内容和来源，所以只懂消费，但没有什么文化涵养。如果这类人士的品味也涉猎到文学，则偶尔看看《上海宝贝》式的小说或时装杂志上的广告，当然更喜欢看电影、电视和DVD，听外国热门音乐。刚演过的电视剧《性与城市》，就是为这种人而拍的，可能在香港也会引起轰动(但需要订有线的HBO才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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