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试错成本

　　《经济观察报》：快速的城市化确实令我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但从农业社会转型向工业社会的现实，却让城市化无法回避，那么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之下，应当采取什么发展策略？

　　李忠(华莱高斯总经理):

　　经济发展如同骑自行车，只有保证一定的速度才可以站立。

　　城市化也是一样，它也必须要保持一定的速度。而这个速度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不犯大错误。所以作为规划，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能够取得多大的成绩，而是要考虑如何不犯大错。什么是大错？我们取得很多利益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转换成本是什么，比如现在要举办奥运会，我们是否可以在奥运会之后，为这些场馆的其他用途留一个接口和余地？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现在有的亚运村的场馆在开完亚运会以后，一次都没有用过，这样的转换成本就太大了。

　　生活不是永远不变的，住宅只要留出可改造的余地就可以了，我们管这个叫“住宅设计中的多次性”。而公共建筑，如亚运村、奥运村，却应当是传世之作，但是，恰恰是我们该永恒的没有永恒，本来要多次变化的，却投入了相当的设计力量，一些住宅号称是“百年工程”。公共建筑与住宅建筑的位置本末倒置了。

　　现在城市化面临的一个紧要问题，是要接受渐进发展的现实。本来我们的城市也是从马车时代、汽车时代、公交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到信息文明时代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功能分区明确”，这句话来自1933年的《雅典宪章》，现代城市区别古典城市，其中有一条，城市功能区“适度”分离。这件事过了20年，1953年整理成文，登在《建筑学报》第三期上，用的原文也是城市功能“适度”分区。于是我们出现了一系列功能区极其明确的做法。比如说望京，每天早晨上班，那里就成了现实中的“蚁穴”，这样一个单一的居住功能区，不堵车是不可能的，北京堵车主要是由于城市功能区分过于明确决定的。

　　从“适度分区”，到“分区明确”，不过是一个词汇的变化，但现实中所支付的代价，就是数十万人生活在早晚高峰期进不去出不来的“卧城”之中。

　　黄顺江(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从我的考虑来讲，在城市化过程中还处于一个前期加速阶段。中国是一个大国，现在我们城市人口已经达到40%。但是从我的判断来看，城市化质量不是很高，真正城市化还需要很长时间。目前的城市化过程是物质形态上的城市化：城市在扩大，农村在缩小。

　　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人”的城市化。我们说人的城市化，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就业，农村人口到城市就业尚面临较大的问题。户口的变化现在已不是问题，但是农村人口的思想、文化，过渡到与城市的思想文化相对接，这个过程很慢。所以社会城市化过程以城市化建设为标志开端，伴随而来还有文化、思想等一系列的过程，最终来说是社会结构的转型。

　　鄂俊宇(北京亿城地产总裁):

　　现在地产企业互相交流时，沾沾自喜的少，深刻反思的多。在十几年的过程中，地产商是很尴尬的一个形态，在制度影响、资源影响方面，应当说有很多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作为发展商，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对土地价值是否尊重，是能否充分体现土地规划者价值观的关键点。去国外考察的时候，一个强烈的感觉是作为一个城市的建设者，承担的责任只是记录瞬间的历史，但是对于未来，我们的建筑可能就是后人眼中全部的历史。我们在开发的整个进程中，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做项目定位，事实上所诉求的指向，就是在一块稀缺的土地上，到底做什么产品可以实现，地、房和周边人文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

　　显然适当密度的内城住宅，应当是未来住宅建造方向。曾经风光一时的“郊区化”生活，事实上导致了生活成本的无端放大，导致很多原来郊区化的一些人群在回流。而这些回流的人，在选房子，就不再是注重奢华、形式，这一出一进的经历，让他们理性多了，开始选择更多质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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