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狂妄

　　《经济观察报》：

　　就一个城市的形成过程而言，城市规划以及其他硬件因素固然重要，但同时一个城市的形成更与制度、经济、文化及社会因素相关，就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言，哪一个因素对于城市化的影响更关键一些？

　　周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19世纪的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很多人在城市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生存。“现代主义” 城市规划的理想，是为了保证有充足的阳光、清洁的空气、洁净的饮水所提出的原则。这个原则经过现代一些大师演绎、发展和战后的实践，通过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成为了现在规划和管理以及立法的一个基本依据。

　　结合刚才提到的问题，制度、经济和文化，到底是哪个层面出了问题？或者哪个层面对城市影响大？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只能说落实到今天中国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到底哪个层面的影响更大。在我个人看来，城市完全是各个利益集团的综合体。首先要处理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制度层面的影响更大一些。

　　中国城市资源分配制度，目前仍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之上，但是对于城市根本性的资源，诸如土地空间上，按照一套看起来非常严格的城市规划条例和原则进行分配，这其中有很大的个人能够操作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中，会出现种种弊端和漏洞。

　　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一样，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宏观控制，不能解决资源在一个具体问题上的配置效率。所以要想提高中国城市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实现最佳的资源组织，必须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惯性。实际上，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政府权利过大导致的根本配置上的极端不公，正是引发我们现在问题的最大根源。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利益的充分博弈，才可以达到城市资源公正和高效的配置。

　　这些是制度层面上必须突破的，如果不突破，还是固守城市规划的管理条例，把对于城市命运非常重要的权利，集中垄断在少数人的手中，一定会产生城市的腐败，也会造成种种问题。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在去年，有一个国际化的夏令营，把北京的一帮孩子们带到了非洲大草原，到了晚上，这些孩子们都不睡觉，躲在草地上看天上。有人问，你们为什么不睡觉，孩子回答在看星星。

　　问，星星有什么好看的？答，这些星星是假的。问，为什么是假的，答，这些星星和北京天文馆的一样。

　　快速的城市化让我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现在北京有了不少所谓高档小区，但他们的生活质量何堪重负，既没有新鲜的空气，也没有睛朗透彻的天空。

　　城市化应当如何搞？事实上，对于西方三百年传统工业化所带来的“理性的狂妄”，应当予以反思。能源在无尽地透支，与自然无法和谐相处，这样必然是入不敷出的结果。“循环经济”是未来城市化必然回归的一条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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