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毁灭与一个国家的崛起之路

　　顾昀

　　这是一起平常不过的杀人案。2005年7月8日，在广东潮阳市一家织带厂打工的阿星，由于旷工一天而被工厂主管开除。一怒之下，他用刀砍死了主管，尔后逃亡到深圳，打电话给曾经采访过他的报社记者，要求在记者的陪同下投案自首。（7月11日《南方都市报》）

　　毫无疑问，等待阿星的将是法律的正义。但是，望着自首时阿星那毫无惧色甚而带点微笑的面容，相信没有人不会为这位杀人嫌犯几年来力图走正道的艰难路程所震撼。

　　阿星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一个3000多人的小山村，却多达上百人流窜于深圳等地，采用砍手、砍脚等作案手段抢劫，被深圳人称为“砍手党”。阿星却始终在与“宿命”搏斗。他曾经为“砍手党”烧饭，看过老乡砍人、抢钱，却始终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后来，阿星进入工厂里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每月只有300块钱。即便活得很窝囊，阿星也没有想到去偷、去抢。（1月20日《南方都市报》）

　　最终阿星还是逃不过“宿命”的魔爪。半年前，在接受记者采访之时，阿星表示没法理解老乡们抢劫时的残忍手段。仅仅半年过后，阿星便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

　　阿星的“宿命”，其实也是那个叫做温江村的小山村的宿命。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外出打工，二是到矿洞打矿。但这两条出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绝路”。

　　虽然挖矿每个月少则能赚八九百元，多则一两千元，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惨淡之路。村里人对于打矿更多的是“恐怖的记忆”。各地煤矿频繁出事故，更是温江村人打矿之路的最好注脚。外出打工，却是又一条血汗之路。当地外出打工者，由于文化水平普遍底下，大多只能接受类似于阿星这样的工资待遇。

　　这真的就是温江村人的宿命吗？或者说，这就是广大中国农村的宿命所归吗？

　　二十几年来，中国的GDP增幅年均高达9.4%。如今，中国一跃而成为在世界排名第六的经济体。但是，在工厂里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提高。中国的崛起之路，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一代两代中国工人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血泪汗水乃至生命为代价的。

　　但是，从阿星的毁灭之路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国民，在教育权利上，他和他的许多老乡都没能够享有应有的国家义务教育；在工资收入上，虽然他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却还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在工作保障方面，他4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旷工一天，等着他的却是被开除的命运；在国民待遇上，他不能够在自己的国度自由呼吸，因为没有身份证，他经常被收容带走、被罚款；在日常生活中，他甚至感觉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所在。他说，在城里人面前，“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我们知道，保证国人的基本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保障国人的基本工作福利，维护国人的基本人权，捍卫国人的个人基本尊严，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应尽的义务，是国家宪法与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然而，阿星的悲剧却说明，我们没有尽到的责任实在太多。

　　几年来，阿星本着自己的理性，一个人抵抗着罪恶的侵袭。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放弃自己。工资低下，他忍了；拖欠工资，他忍了；因为旷工一天而被开除，他忍了；4个月挣了2000多元工资却只给了他600元，他还是忍了。当他默默地收拾衣服，准备离开这家工厂的时候，如果不是工厂主管跑来痛斥一番，伤害了他作为人的最后的尊严，也许他会就这么忍下去，然后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那前途黯淡、希望渺茫的新生活。

　　但是，那位主管的侮辱压倒了他最后一根理性的神经，同时也使他以卑微的生命对这个国家敲响了警钟——如果不扭转这种GDP至上的经济理性，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注重更普遍意义上的公平与公正，那么，今日的阿星，将是更多国人所不得不面对的命运！“如果我死了，我希望我下辈子不要生活在我们那里”，将会是一个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国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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