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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富”到“均富”，与其寄望于先富阶层的道德自觉，不如寄望于政府的体制变革。唯有后者，才是保障弱者公平的生存发展权的基础。政府应该从计划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资源配置的权力应该还给市场，政府的所有收入都应该纳入税收范畴。
特约撰稿/童大焕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三大挑战。日前在北京举行的2005中国经济高峰会上，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指出，中国可持续发展必须应对向外扩张受限、人力资源局部短缺和地区差距明显等问题。中国的发展到了节骨眼上。中国商品已占据世界很多市场，并正在成为世界自由贸易中经常遭受指责的对象。未来5至10年，中国不能再过多指望通过无限向外扩张来取得自己的高速增长。中国要立足于开发国内市场，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
换一种说法，中国靠廉价劳动力来打开国际市场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必须培育国内购买力，让大多数人都富起来，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新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30年的“均贫”阶段，到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进入“均富”时代。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医疗、教育、住房已经成为许多普通老百姓头上的三大重负，经济的增长在让一部分人“先富”的同时，却也开始使另一部分百姓感受到了切身的相对被剥夺感。此时，能否顺利实现由“先富”到“均富”的转变，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到现有财富的稳定与安全。
当我们讨论社会不公和“均富”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从过去的“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思维中跳出来，回到更为根本的弱者的发展权利问题上。政府促进社会共同富裕，事半功倍的做法不仅要强调“二次分配”的公正到位，而且更要在“机会均等”问题上切实保障弱者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这方面，我认为首先必须从政府自身的改革做起。
还是让我们从公民的各种现实负担开始说起。最新一期的《福布斯》国际版发表了2005年的“缴税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调查报告指出，在法国缴税最为“痛苦”，其痛苦指数(174.8)在52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位居榜首；中国则排名第二，指数为160.0。对此，国内不少专家认为，所谓“第二高”的说法显然被夸大了，但宏观税负水平确实偏高。
据报道，我国去年税收收入达到25500亿元，占GDP的比重约19%。而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和发展中的国家中，宏观税负在20%以上者不在少数。这样看，我们国家税收负担的确不高。但是中国企业和民众的实际负担却远不止于此，因为政府的收入远不止税收一项。在我国的财政收入中，90%是税收，另10%则是其他方面的收入。而这里的“财政收入”又仅指纳入财政预算内管理的收入，只包括税收收入和少量其他收入。还有规模宏大的财政预算外资金，即各种收费、罚款、基金等政府非税收入并未计入，而是在许多部门、单位和环节被“坐收坐支”蒸发了。“费大于税”早已是中国的现实。仅以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为例，其在过去的22年间仅行政事业性收费一项就增长93.4倍，年均增长22.9%，远高于同期GDP和居民收入增长。
在公民税费负担如此之重的情况下，我国公民的医疗、教育和住房、养老等保障却覆盖面十分有限，保障程度也甚低。这种高税负低福利反映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差距大，往往过分倚重“二次分配”促进公平。实际上，不仅“二次分配”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而且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中弱者的生存发展权往往受到挤压和剥夺。不少地方政府经常“税不够，费来凑”，往往也为为官员腐败增加了机会。
按常理推算，“缴税痛苦指数”越高，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小。在《福布斯》国际版发布“税负痛苦指数”报告的这几年，中国的外资却源源不绝。我认为，这其中除了对外资税收优惠之外，廉价劳动力和相关劳动保障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其实不管是25年不变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800元起征)，还是劳资博弈中的过度向资方倾斜，或是圈地过程中的一些政府强力介入，都可见一些“先富”的强势集团联手与弱势群体争利的影子。
如是，从“先富”到“均富”，与其寄望于先富阶层的道德自觉，不如寄望于政府的体制变革。唯有后者，才是保障弱者公平的生存发展权的基础。政府应该从计划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资源配置的权力应该还给市场，政府的所有收入都应该纳入税收范畴，而且从中央到地方，责权利必须实现法定化合理分担。政府预算可以利用政府网站予以公开，大至几百亿元的公共工程，小至单位内部的一台计算机价格，公民都可以查阅。
此外，保护弱势群众，则必须保护他们合法的政治权利。他们的利益诉求和主张必须畅通无阻地传递给社会。在市场中，政府中立，公共财政，则“均富”有望，民众有福，国家有幸。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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