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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对“新生代民工”作出如下定义：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与父辈不同，“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
“我们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这是“新生代民工”的“共识”。
“新生代民工”受到过较高层次的教育，接受了多元化的价值观，追求城市人的高档生活；处身于权利觉醒的时代大潮中，他们又常常比照和争取个人的尊严和利益；但同时，他们大多由学校毕业直接进入社会，没有像父辈那样对赖以生存的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于是，从物质享受到精神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依然存在的“鸿沟”，很容易使得这些年轻的一代作出“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的本能的选择。
追求幸福和自由使“新生代民工”抛弃了农村，但在城市他们的遭遇怎样呢？
以“阿星”的个案为例：他15岁开始打工，没有享受法定的义务教育；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休息六七天，全年只能休息一两天，即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百多元，这个工钱显然连温饱都难以实现；曾经，因为没有身份证，经常被收容、被罚款，体会不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在城市人面前，他很自卑：“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一方面，这个社会的部分人淡忘了农村，“新生代民工”主动“抛弃”了农村；一方面，因为隔膜和歧视，“新生代民工”又被城市所拒绝。他们游走在城乡的边缘，成了悬空的一代，成了无根的一代，成了失落故乡的一代。他们时时承受一种城乡落差的压迫和张力。一旦遇到挫折，“新生代民工”本已不平衡的心理，就容易被激发被扭曲，从而酿出像“阿星”杀人的悲剧来。如果没有及时的对策，长此以往，无疑会酿成社会冲突。
其实，这些“新生代民工”遭遇的并不是什么“新生代”问题，他们遭遇的依然是没有足够的福利保障，依然是政策和情感歧视的问题，依然是城乡差别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新问题，都是“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的老问题”。
“新生代民工”之“新”只在于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与父辈们不同，他们的心里预期和承受能力与老一代民工不同罢了。因此，解决“新生代民工”的问题，仍需从老问题着手。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一代农民工”逐渐离开城市，“新生代民工”已经取而代之成为打工的主流人群。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还有着重回农村的想法，让我们有时间在解决城乡二元问题打个盹儿的话，那么，在千百万“新生代民工”自断回乡之路后，解决城乡二元问题、解决政策公平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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