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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
高考完了，问几个小老兄小老妹考得如何？皆说与考前的模拟水平相似，上下幅度10分。有一位考前做了一篇模拟作文《和谐》，结果高考作文题是《安宁》，于是把模拟作文中的所有“和谐”皆改为“安宁”，遂大功告成，山呼万岁。
同一个题目，同一个人，今天写的本应和昨天不一样，第二遍写的当然异于第一遍。然而，学生们竟练得如此功夫，以不变之腹文，应对天下万变之题目。而这一切又要归功于咱这战无不胜的教育战车，把学生们培养得很螺丝钉，是多少分的材料就踏踏实实地蹲在相应的位置，前后挪不过10分。
如此，这还是在做文章吗？还是在参加考试吗？还像一个五谷杂粮、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旦夕福祸的活物一样地活着吗？
教育战车训练法不仅适用于小学、初中、高中，也踏踏实实地普及到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中了。终于惹恼了两位教授。一位是清华画家陈丹青，另一位是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二位齐吼要罢教。
陈丹青连续几年招不上研究生了，他看上的学生有绘画才能，但总考不过政治和外语。其中有一位女学生连着两年考不过英语，心冷了，末了跑英国学画画去了——在自己家里外语不合格，到人家的母语环境里却合格了，这是有点好玩。贺卫方遇到麻烦也相似，具有专业研究素质的学生往往通不过前一轮的基础知识的通考。
表面上看，这是全才与专才的矛盾，是教授的自主招生与教育管理体制的争执。这背后有有利益的争夺。比如，谁主导了考试，背后的入学、教材、教辅、辅导等等一揽子利益尽入囊中。
出版业什么最赚钱？不是《不过如此》之类的畅销书，而是教材教辅。除这两个原因外，让陈、贺二位教授恼怒的还有——我们不信任你。这个“我们”，不仅包括教育官员，也包括与教育没有直接关系的公众。
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们会公正？凭你们名教授的头衔？凭你们孜孜做学问的样子？凭教授维护自己名誉进而维护自己利益的本能？但有时候小我会战胜大我，一次小我的不公正也会影响整个教育公正的名誉。何况，肯定有教授的自持力不如陈、方二位，这叫我们如何放心？
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出事了，那是个看起来很书生的官员。对于事起5万元人民币的传说我们不信，对于后来10万美元的报道我们也不信，甚至我们怀疑，这么多年，在如此权势的机关只出这么一档子事？在天天讲法制、廉政、和谐社会的日子里，煤矿还在爆炸，疫苗又出事了，定州袭击农人事件也扯出背后拆迁补偿的官员违法——这些让我们相信谁？
当我们什么都不相信时，就需要更多的外在的条条框框来填补我们内心的缺失，而这些条条框框慢慢就强大就异化开来，荒唐开来，于是成为折磨活人的工具，于是激起教授的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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