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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
看来北大被博导招研究生的事弄得有点烦了。7月10日 《中国青年报》报道说：北大试点废除博导资格终身制，实行不固定博导资格制；49位副教授取得博导资格，部分专业的讲师也可申请；“如果博导指导的博士连续几年不能正常毕业，学校将取消其博导资格。”这是北大就博导问题挥动了手术刀，业内人士评价：北大此举是在淡化博导的荣誉性质，
还博导一个本来面目。
学校出面，对改革博导招研究生的事情动一点脑筋，毕竟是好事；如果永远保持“一潭死水”，那只有多扔些“破铜烂铁”。不知道这跟不久前北大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卫方“一怒暂停招收硕士研究生”有没有一点儿关系——其实“没有关系”那也没关系。北大这些年来出在“博导”身上的事儿可不少，早些时间是社会学系教授、博导王铭铭剽窃案；后来又有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没有录取笔试第一的甘德怀而导致轩然大波的“甘德怀事件”。如果北大现在试点“废除博导资格终身制”，是因为被这些具体琐事弄烦了，想到要动一动了，那层面当然低一点；我所期待的“动因”，可是“被体制弄烦了”，从而必须改革。
法学博导贺卫方“一怒暂停招收研究生”，很清楚缘于他质疑北大法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制度，这在他6月24日发布的《声明》中，已有清晰的表达：“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考两张综合卷涵盖多达10门课程，这种打着对考生全面考查旗号的做法实际上产生的后果却是削弱了考试应有的专业偏向。”贺卫方还对“保送制度”提出了质疑。贺方卫的举动，与此前“陈丹青事件”有异曲同工之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陈丹青声明辞职，让陈丹青感到荒谬而愤然辞职的是，众多投考他的学生中，有许多专业成绩和艺术气质都蛮好，但因“政治”和“英语”不及格而落选，致使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陈丹青与贺方卫都属于那些被体制弄烦了的人，只是陈丹青比贺方卫更彻底一些：他不仅对现行体制规则发出挑战，而且干脆告别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
有意思的是，陈丹青与贺方卫都在去年入选了《南方人物周刊》“公共知识分子50人”，如今手执长矛对风车开战的，不再是堂·吉诃德一位骑士，而是上演了双雄会。贺卫方不愿只做一个书斋学人，而要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因为他清晰地看到，如果只做一位“学贯满盈”的学界“智者”，那么对于体制制度的变革助益并不大；而陈丹青更明白，体制中的长官意志更是可笑与可怕，比如他严厉抨击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时就说：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猴子要满意现实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都不会变成人。”这是当年在人大就读而多次到北大演讲、最终被划为“右派”的著名女大学生林希翎说过的名言。不甘心被体制所束缚，那就是不甘心做现成体制下的“猴子”。在被体制弄烦了的人当中，还有一位名家，就是童话大王郑渊洁。与陈丹青贺卫方不同，郑渊洁不是被培养博士这样的“高端教育”体制弄烦的，而是被小学幼儿园教育体制给弄烦了。早在十年前，从初中开始，他就让自己的儿子读上了一个人的“现代私塾”，彻底告别了体制中教育与教育中的体制。体制中的教育，管制是手段，分数是命根，而郑渊洁偏偏认为分数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心智的独立与自由，但在上幼儿园时，儿子因为“说话”就被老师独自关进小黑屋子里几个小时！(见6月30日《南方周末》)“童话”有时候是很深邃的，“郑渊洁觉得火车很可怜，看起来一个充满力量的物体，却只能按照别人给它设计好的路线行驶，不能越轨半步。他说他听到了火车的哭泣”。今日，还有多少人能够心存“听到火车哭泣”的童话意境？
守卫体制和变革体制，在“体制中人”身上表现是大不相同的。在“甘德怀事件”中，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也曾说过一句名言：“我没有偏袒熟人，没有不遵守制度，恰恰是制度给了我这样的权力。”这就是典型的现有体制制度下既得利益拥护者的话语。由是我们也可以得知：那些“不能越轨半步”的“火车”，不见得都在“哭泣”。
体制何以成为体制？那是因为有人创制，继而有人拥戴，继而有人依赖，最终有人从中攫取了种种说不完道不尽的好处，体制庇荫着人们，人们坐拥着体制，互相循环着，相互舒服着，弄到最后，谁也离不开谁了，体制就成了最稳固的玩意儿。有了对体制的路径依赖，体制制度的变迁就会越发变得艰难迟滞。这也就是“体制麻醉剂”的无形的作用。
从“体制麻醉剂”中清醒过来的人，仅仅只有郑渊洁、陈丹青、贺方卫几个人是不够的。它不仅需要更多的智识者的清醒，还需要更多的大中小学校的清醒，需要教育的整个系统的清醒，需要整个国家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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