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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王二
凡事都是有联系的。
6月21日，上海浦东新区被国务院批准为新的综合改革配套试点地区，次日的新华社消息直称“浦东将由政策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
据了解，此次报国务院审批，要求列入综合改革配套试点名单的开发区、特区总有七个之多，在报批前，包括深圳、天津滨海开发区等地便开始纷纷“造势”，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更是在各种场合公开表示，“深圳发展的出路就在于改革”，但群英一番较量之后，最终却只有浦东一家如愿以偿。
我不知道在要求列入试点名单的跃跃欲试者中，有无海南，这个中国最大的特区，因为我曾向几个海南本地学者及官员请教过此事，答案是一致的：“没听说过。”
莫非，海南已然情愿以一个常规省自居，不想再去赶体制改革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潮流”？
像，却又不像。
6月30日，中共海南省委四届六次会议就加强海南投资环境建设做出若干规定，对加强投资环境建设的意义及具体实施措施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而无独有偶，在得知能为国务院综合试点地区后，浦东新区的负责人也第一时间向外界表示，“我们的体制改革不同于人们所理解的体改，我们会从加大改善投资环境力度着手，如在金融、中介、教育等领域上先开始尝试。”
这一切在说明什么？我个人以为，一是，海南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改革理念，只是变得低调了些；二是，现阶段的体改已经找到了新的趋动力，那就是对投资环境的改善。诚如7月1日，我在采访原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时，阮老所言，“谁为投资者配套做的好，谁就是特区。”
毕竟今日的改革，其关键早已不是意识形态之争，更主要的是如何找到打破利益集团的制衡的利器，并找到新的更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均衡状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实现的大背景下，通过投资环境的加强，打破旧体制，实现新的政府转型，便成了最理想的催化剂。
60年前，《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老共产党员，曾任厦门大学校长)，曾在一份叫做《时与令》的杂志上分十七章，连载了一篇长文，名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半世纪后读起来，仍有几分时代气息：
“一旦官僚政治在社会方面有了存在依据，它在技术上的官僚作风，就会更加厉害；反之，如果官僚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中，并按照自己的利益摆布，则属于事务的技术的官僚流弊，自然是可能逐渐设法纠正的。”
这话什么意思呢，不学无术的王二把它穿越时空，拿到当下来看，这话就是说，“体制改革，还是要抓紧时机，如果在这个社会大转型的不能完成，那以后的问题还会更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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