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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魏革军
孩子为什么时常向父母讨价还价，调离多年的员工为什么要求回原单位，存款人和投资人在遭遇风险和损失时为什么要找管理部门，企业和银行为什么有时合谋套取银行贷款，金融机构为什么会不计成本和风险而盲目扩张，一些地方政府为什么总想以各种手段获取中央资金……
上述现象通常不是发生在两个同质主体之间，而往往在个体与组织、债务人与债权人、被监管者与监管者、地方与中央之间进行。那些看上去处于弱势地位的博弈者，可能恪守这样的信条，“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他们相信，通过讨价还价可以得到所期待的东西，损失和风险会得到弥补和救赎。
博弈本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正常现象。每个市场参与主体都希望通过理性的行为，实现功能或利益的最优化或最大化。这样的思想来自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也是市场经济下普遍认同的观点。但是，当一些市场参与者企图超越责任和约束，以非法、非秩序和非道德形式获取不当得利时，便可能产生非理性博弈问题。
非理性博弈在社会经济中随处可见，从政策调整、国债资金配置的争夺到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本重组，从经济利益调整到国际经济关系协调都普遍存在。以小博大，以弱博强，以非规范行为博取合法利益，是常见的体制现象和社会现象，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之困。非理性博弈引发了一系列政策倒逼和社会道德风险。诸如，不良资产的大量核销和剥离、广泛实行的债转股、运用公共资源对银行和企业资本重组，一定程度上就是非理性博弈的后果。
非理性博弈本质上是一种失范的博弈。它可能缘于对某一特定事物的溺爱。儿子向父母博弈就是这种情形。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曾与儿子约定，每天玩游戏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起初，彼此信守承诺。几天后，儿子请求增加游戏时间，看到他已完成作业便勉强应允，并强调下不为例。不料想，翌日儿子又要求延长时间，由于急于外出便匆忙答应。不到一周，彼此就放弃了原来的约定，儿子在博弈中取得了“胜利”。我想，儿子的“成功”之处在于吃准了父亲的溺爱心理。正是这种关爱，才使规则化为子虚乌有。我国政府对国企、国有银行财务约束和规则约束软化问题，大抵属此种情况。
规则弹性过大和执行乏力也是非理性博弈的诱因。坐过飞机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飞机尚未停稳，很多人便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当一些人看到违规者没有因此受到处罚便起而效之。这是一则乘客与飞机管理规则博弈的案例。我们不明白飞机停稳前打开电话到底有多大影响，也不清楚这样的规则为何缺乏约束力。但至少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当一种规定不合理或缺乏硬约束，甚至形同虚设时，非理性博弈便不可避免。
当失信和违约行为得不到应有惩戒，而是获得相应补偿和庇护时，非理性博弈就会蔓延。这样的例子在经济生活中比比皆是。前几年实施债转股时，就听到一些企业为自己良好的信用记录、缺乏不良资产而追悔莫及。当看到通过非正当渠道可以得到更优惠的政策和公共资金时，也会引起效仿。用虚假信息套取的银行贷款和逃避的银行债权，一旦变成“不良资产”加以核销，同样会引发大面积的道德风险。
非理性博弈还存在于国际经济交往之中。中国与美国、欧盟在贸易问题和人民币汇率上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博弈。类似的博弈还出现在知识产权领域和贸易品的技术标准方面。不过，这类非理性博弈更具特殊性和隐蔽性。它通常以所谓国家利益和市场的名义展开，实际上搀杂着许多非经济、非市场的成分。另外，这种博弈靠的是实力和砝码，谁拥有更强的实力和更多的砝码，谁就拥有对国际经济规则的解释权和话语权。一旦将博弈变为单方牟取利益的手段，就必然出现新贸易保护主义。可以预料，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还会遭遇更多的非理性博弈。但也不必惊慌，国际经济关系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而是一种利益关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提高增强经济实力，不断增加博弈的砝码。
非理性博弈具有明显传染效应，当这种效应演变成普遍存在的情况并产生严重社会经济后果时，要么吞下这样的苦果，要么花费高昂的代价去化解。当那些市场参与者无力以自身的积累和能量为未来开辟道路，政府只能被迫动用财政资金、央行再贷款或是以其他方式为经济注入活力，以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但是，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切莫忘记惩戒那些非理性博弈者，尽可能地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以避免改革的重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之路，使我们看到了注资的杠杆效应和曙光，沿着既定的路径走下去，将会最大限度地铲除非理性博弈的温床。
理性，对建立现代信用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任何组织、自然人、法人，都应致力于创造一个诚信和理性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参与者都应按一定的法律、规范、规则和道德去行事，明理诚信、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约束各种利己心理和行为，从而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和稳定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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