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中国灵魂看西方精神

　　作者：甘 阳

　　从时代的连续性着眼，我们不应该把改革25年来的成就与过去的时代对立起来，而是要作为一个历史连续来思考，我认为我们需要摆脱那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把改革的25年完全孤立起来，把它与前面的中国历史对立起来，同样，我们也不应该把现代中国与中国的历史文明传统对立起来，而是要看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连续性。

　　我们今天应该特别强调，中国漫长的独特文明传统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的普遍特点是社会分殊化高、离心力大，因此一个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传统文明凝聚力，社会分崩离析的可能性相当大。

　　我们前面曾经讲到，几乎所有传统大帝国在现代转型中都解体而分裂成许多民族国家。冷战结束以来我们也目睹了苏联的分崩离析、南斯拉夫的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有英国的苏格兰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等等。

　　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高度地方分权化的过程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此高的地方分权化从西方理论来看必然隐含中国解体的危险，许多人因此一直在预言中国不可能逃脱其它古老帝国的解体命运。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之一似乎就在于其巨大的历史连续性和不可思议的高度文明凝聚力，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时期例如三国时代、南北朝时代等等，如果换成任何其它文明，都足以分成多个国家而很难再恢复统一，但中国似乎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成为黑格尔所谓世界史中例外的例外。

　　海外华人投资并非寻常事

　　有许多事情我们中国人自己习以为常，而不觉得有任何独特，但在其它国家的人看来则常常觉得非常奇怪而难以理解。我在这里因此想特别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传统文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的例证之一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华人大量回国投资的现象。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大陆有很多海外华人资本的投资，例如港商，台商，新加坡商人，还有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华人资本。我们对这些早已都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任何特别之处。但世界上很多国家对这种现象觉得又奇怪又妒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印度人。

　　我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有一个好处，就是从许多同事那里学到了许多以前不了解的东西。我们中心一个法国同事是专门研究印度的，她告诉我说印度人非常奇怪，印度人看到中国总是酸溜溜的，不是一点点酸溜溜，而是很酸溜溜，因为印度人心里觉得印度应该比中国好，他们最酸溜溜的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焦点都放在中国上。但也是因为这种心理，印度人总是在和中国比，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差异也就特别敏感。

　　我曾参加过一些关于“中国-印度”的研讨会议，发现印度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海外华人资本，而印度同样有那么多的海外印度人，却并没有在印度经济改革中成为重要因素。

　　印度和中国都是海外同胞最多的国家，现在中国官方数字海外中国人是3300万，印度2005年宣布有海外印度人2500万，其中在美国的就有150万，而且美国的150万印度人在美国都是属于中上阶级。尤其是1990年代IT技术产业，美国的硅谷有一个说法认为其中 40%最好的工程人员都是印度人。但印度人自己非常奇怪，为什么海外印度人并没有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为什么印度与中国这么不同？

　　印度人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从1999年以来，这个如何吸引海外印度人回来投资的问题被印度政府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印度政府首先在1999年设立了海外印度人身份证，在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四代以内的印度人，包括你的配偶不是印度人的，都可以申请这个“海外印度人卡”，有了这个卡可以随便往返，不需要签证，20年内有效，包括可以在印度投资、购房等等，都是朝这个吸引投资方向发展。2000年印度政府又专门成立了“海外印度人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吸引海外印度人回来投资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提出建立一个“海外印度人日”，定在每年1月9日，印度政府立即立法批准。这个日子是特别有象征性的，因为1月9日是当年甘地从南非回印度号召发起反殖民运动的日子，甘地本人就是海外印度人，他是在南非开始当律师的。确定1月9日为“海外印度人日”，也就是希望所有的海外印度人都像甘地一样，为印度的发展出力。

　　印度政府在2003年正式发起第一届“海外印度人日”，而且在第一次2003年会议上印度政府正式宣布开始承认双重国籍，首先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六个国家开放。印度和中国一样是在1955年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但到2003年却宣布放弃这一政策。但这个政策宣布以后，引起很多印度人的不满，认为都是对着富人国家开放，因此有很多的批评。之后印度政府又做了一个改革，今年海外印度人日印度政府宣布，只要对方国家承认双重国籍，印度就承认双重国籍，印度把现有海外印度人问题放在这么高的国家发展战略上，就是希望中国有的，印度也有。

　　传统令中国凝聚

　　以印度作为对比，我们实际就可以看到，所谓海外华人投资的问题，并不是那么想当然的事。并不是任何国家的海外同胞都那么感兴趣回母国投资或发展的。大多数国家的人移民以后就和母国没有什么关系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感情牵连。犹太人号称是最有凝聚力和认同最强的民族，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犹太富商，但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的经济是完全靠美国的，并不是靠世界上的犹太富人投资。

　　我们现在有必要强调，海外华人资本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起了极大作用的。如果没有海外华人资本，至少最早的“经济特区”可能就不会那么成功。首先建立的四个特区的地方选择，都是着眼于海外华人的：深圳当时是不毛之地，但是和香港是陆地上相连的；珠海则是因为与澳门相连；汕头则是潮州人的老家，而海外很多华人大资产商包括李嘉诚先生都是潮州人；厦门则是闽南人的中心，因此利于建立与台商的关系。可以想象，这四个特区如果没有海外华人资本的话，恐怕不会那么成功的。

　　中国从整个1980年代一直到1992年，外商直接投资的70%都是华资。1992年中国修改外商投资法后，美国和其他国家投资开始多起来，但是从1992到1995年，华人资本仍然占外商直接投资的50%。1980年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启动时代，海外华人投资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好像这是中国比较独特的问题。中国人尤其是老一代，叶落归根的观念非常强。最早19世纪中国开始移民到美国去打苦工，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人死了怎么回来？我有一个香港朋友有一个很好的研究，指出当时是用棺材运回来，整个运的过程很复杂。中国人怎么会那么复杂，埋在哪儿不行，非要回来。

　　我可以再补充一点，有一些现象是中国文明特有的。例如在台湾，两蒋的遗体问题是个非常大的政治问题，蒋介石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却不能安葬，老是放在上面，因为按中国传统他要回老家的祖坟去安葬。这个问题在台湾变成了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两蒋一定要回大陆安葬，实际成为国民党坚持“中国认同”的一个象征性事情。我们知道蒋家第三代很惨，蒋家第三代男的基本上都离世了，而且死得很早，台湾人是比较相信风水的，风水师就认为，这是因为两蒋棺材老是暴露在外面，破风水的，不利后代。这些问题是中国文明当中比较独特的，非常麻烦。两蒋最近是安葬了，但是仍然不叫正式入土，而是叫“借葬”，暂时入土，也就是临时的安葬，以后仍然要迁回老家去安葬的。

　　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事情，这次连战、宋楚瑜回大陆拜祖宗三跪九叩，我们都很感动，感动什么呢？有中国文明的因子在里面。我们最近从连战在大陆的讲话也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国历史文明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深入方能知己知彼

　　我今天想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重新去看我们的中国。可能我们对中国的了解都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要重新去了解。包括这25年的改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 要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我们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套用从前中国公羊学的一个说法，就是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

　　总结地说，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要重新去认识中国，而且要在比较当中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我们中国。因此有一点我不希望被误解。我不同意有些人主张可以完全不理会西方，就中国研究中国。我历来强调的是，要深入研究中国，必须首先研究西方。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世界中，西方的影响无所不在。所以研究中国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西方，只有深入研究西方，我们才能有自己的辨别能力。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100多年来实际上我们都是用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中国人从20世纪以来，当我们说“中国是这样这样”时，实际总是隐含着“西方是那样那样”的看法。20世纪以来，所有谈论中国其实都是在做这类比较。

　　比较本身没有任何不好，问题只在于很多人自以为了解的很多东西实际是靠不住的，你以为你了解西方，但通常大言不惭谈西方如此这般的，其实都是对西方不甚了解的人。我们深入了解西方以后，就会知道很多中国人所说的西方都是不知所谓的东西，西方并不是像这些人谈论的那样肤浅。成天说点西方意识形态的外在话语例如什么民主自由之类是容易的，不需要什么智商的，但要深入认识西方则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

　　中国需要参考的西方

　　中国人真正了解西方的其实不多，乱套西方的多。比如说，今天的中国人其实人人都在参考所谓西方，我们当然要不断参考西方，问题是怎么个参考法。比如说我们今年是2005年，是不是中国的2005年就是要参考西方的2005年？是不是2003年的北大改革就是要参考最新最近的哈佛大学的做法？这种胡乱的所谓“国际接轨”就是没有头脑的参考，就是根本不懂西方历史的表现。

　　我个人认为，今日中国最值得参考的西方，可能是1800年前后的英国和1900年前后的美国，比较接近2000年左右的中国。1800年前后的英国是英国工业革命造成英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1780年以后，一方面是大幅度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大规模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尖锐，我们需要了解英国在其现代转型的这个关键期是如何解决现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尖锐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的。

　　另外要参考的是1900年前后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从1870年到1930年左右是美国的现代转型期，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最大的变化，同样是一方面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巨大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所有的情况都同我们现在非常相像，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有对于美国新富人阶层的强烈抨击。这一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一直到1930年代罗斯福的所谓“新政自由主义”才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格局，是一个社会各方多少可以接受的，大家妥协的产物，虽然很多人仍然不满意，但是好歹多多少少有了一定的社会共识。

　　英国和美国在现代转型的关键期的许多做法对我们是有参考价值的。因此我们对于西方的了解和参考，是要从我们的问题意识出发，才能知道西方的哪些方面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因此问题并不是要把研究中国和研究西方分开来，而是要更深入、更广阔地研究西方。不管怎么样，西方在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思考。只有造成一大批深入了解西方的人，就会发觉很多人说的所谓西方往往是胡说八道，所以研究中国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西方。

　　(本文根据作者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明德论坛—北京共识”的同题讲演整理而成。记录稿由苏延芳整理，经作者审订。此为文章最后一部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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