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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科/文
1994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个“东亚奇迹”的大型报告，然而就在此时，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预言东亚要出问题，三年后的亚洲金融危机证实了他的预言。克鲁格曼能够做出这样一个预言是因为他当时用了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的研究，还有一位韩裔经济学家的研究。增长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就是投入增加，另外一个来源就是效率提高。根据刘遵义的研究
，东亚的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部分是零，全都是靠资源投入，资源是有限的，投入维持不了很长时间。从这些年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典型的“东亚式的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中国的资源有限，而且平均占有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藏资源、森林资源都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理论上讲，在有限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增长必定会有极限；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
我们注意到，一直作为我国经济“领头羊”的广东经济今年一、二季度首次“落伍”了。2005年第一季度，占广东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广州、深圳的GDP增幅分别下降5.5个和5.8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其他地级市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幅回落最多的有30.1%,最少的也有3.5%。
广东地区乘改革开放之风，享有国家支持的优惠发展政策，加大制度创新步伐，一度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其经济发展模式也被其他省份地区争相模仿。凯恩斯主义强调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的总和构成的有效需求(现在被称为总支出)是国民收入、产出和就业的直接决定因素。广东的经济发展正是与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大量出口产品直接相关的。资本、技术、劳动、制度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四大要素。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具有吸引外来资本的优惠政策，而大量制造业工厂的建立也使得内陆地区的劳动力涌向广东，加工贸易下的制造技术的易模仿性促使了工厂被大规模复制与扩张，这些因素都有效的促进了广东取得经济增长的先发优势。
然而，广东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广东后续增长的隐患。以广州为例，其土地消耗已达到极限，规划用地380平方公里已基本用完了。资源消耗的无节制导致原本资源匮乏的广东发展被动，煤炭、石油、矿石等大宗能源材料依赖外地和国外供应、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外缘性经济发展使广东的工业产业处于经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链环节，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加大采购成本的同时却提不高产品售价，企业处于低利润空间，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此外，广东原本的优惠政策正在丧失，作为制度创新的实验地也不只限于广东，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广东渐渐失去了地方政府的经济保护。“民工荒”、资本外逃、产业转移，似乎所有的灾难同时降临广东，那么，广东经济发展出了什么问题，“领头羊”为何落伍了，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跟着出问题？
“民工荒”的实质是“技工荒”。中国人口众多，并不缺少普通工人，中国缺少的是技术工人。长期以来，我们对技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投入都比较少，缺乏培养技术人才的机制。在实际经营中，我们的生产制造企业都是一些简单的加工组装生产型企业，对技术要求很低，甚至谈不上技术，我们只是利用仿制别人的技术，而投入的只是简单的大量普通劳动力，所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实是一种过密型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我们要营造的劳动力优势，不在于众多的劳动人口，而在于不断增长的技术型人才、知识型人才。为此，要在制度上保护知识产权，加大技术研究投入，鼓励技术创新，建设技术人才培养机制。
资本外逃和产业转移，是广东的经济发展环境对产业发展的限制的一种必然选择。广东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相对于上海的金融发展，广东的金融服务业更显得不足。广东金融机构对“金融危机”的恐惧心理仍未消除，他们对于投资持风险厌恶型态度，这将会减少对企业发展的信贷支持，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发展。资本的流动偏好是从信用差的地区流向信用好的地区，从税负重的地区流入税负轻的地区。广东的实际税率偏高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的流入，甚至使原有的资本向外流出。资本外逃，引起投资的不足，最终影响到地区的经济增长。土地价格的膨胀、资源的匮乏、金融服务不足、实际税率偏高，这都会加大在广东的企业运营成本，因此许多企业开始考虑把投资基地转到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都较低且具有税收优惠政策的中西部地区，并不如广东本地政府所愿向珠江三角洲两翼转移，这最终导致了广东的产业止不住地向外省转移的尴尬局面。
广东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全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以投资驱动型的高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必将受到资源的约束，是难于持续的。广东经济发展在前问题也将最先爆发出来。广东经济增长开始面临问题，反映了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广东的今天也许是其他地区的明天。
统计数据显示，广东1-5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约10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容易使当地政府形成固定资产投资不足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判断，进而采取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如果不及时向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广东经济将陷入“增长极限”的陷阱不能自拔，增长放缓可能演变为经济衰退。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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