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企业家死亡档案字里行间看富人群体众生相

　　最近，我看到媒体上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活着的‘创富人’，要爱护他们，千万不要动辄因一两个害群之马而误读他们，委屈他们。要知道，一个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富人，越到后来越是在为别人、为社会而存在。可以说他们是为自己而生，为别人而战，为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使命而战！”想想的确如此。现代社会里的竞争是激烈的，在经济领域里的竞争更是令人不敢懈怠。一个企业家死于非命，我们往往把死因简单地归结为仇杀、自杀、病杀。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企业家的死亡档案时，可以发现我们并没有 找到真正的“凶手”，那些被绑赴刑场枪毙的凶手，那些在工作台扼住老总咽喉的病魔，那些坠楼毁身的亡灵，只不过是一群“傀儡”，而谋杀经理人的幕后凶手是谁，我们至今模糊不清。因此，“今天张经理被杀，明天王老板遇害”的消息在媒体上频频出现……面对企业家的死亡，我们要做的是寻找真正的死因，减少企业家的死亡率。

　　据报载，1988年7月26日，这是一个天空没有云彩的日子。那天下午，沈阳市人民旅社装卸工李丹酒后找经理王淑琴要求调换工种，王淑琴见他酒醉，拒绝和他谈话。李丹拍案而起，手持水果刀，直指王经理，摆出一副杀人架式。被称为改革家的王经理也不示弱，立即报警叫来了公安，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李丹要被公安机关拘留10天。处罚决定下达的当天晚上，李丹借回旅社写申诉之机窜至经理室，手持菜刀向王淑琴砍去……

　　王淑琴被害后，正在沈阳出席《企业家》杂志社第四届顾问工作会的50多名企业家愤怒了。他们每人掏钱现场集资5000多元，买来12米长2米宽的白绸，都在上面签名，然后又拖着白绸缓缓地走过1公里长的沈阳大街，直到死者灵堂前，为死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悼词中有样的文字：“王淑琴同志是改革的勇敢斗士，是我们企业界的骄傲，是我们时代的英雄儿女！她对破坏改革的坏人斗争最勇敢！她是我们的好榜样！”

　　在那学习“榜样”的年代，一个“榜样”倒下去，千万个“榜样”站起来。

　　1993年10月31日上午，又一个“王淑琴事件”发生了，武汉市第四冷冻厂厂长潘茂华在办公室被职工杀害。其原因是凶手作案前夕，厂长办公室依照有关厂规，决定给予殴打职工、无故旷工、长期不上班的工人张志发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一年的处分。身为国企职工的张志发，一下子被潘厂长砸了“铁饭碗”，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家里老婆孩子还等着他那点微薄的工资解决柴米油盐问题。好啊，你砸我的碗，我就要你的命。于是，张志发什么也不顾了，携带三角刀窜进厂长办公室，向正拿着电话忙于厂事的潘茂华的背部、胸部连刺6刀，潘厂长当场倒地身亡。

　　事后，人们对潘厂长的死感到遗憾，如果潘厂长注意一下工作方法，是完全可以避免一死的。

　　由于厂长经理被害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人们把此称为“王淑琴现象”——1994年，辽宁发生这类事件267起，上海100多起，江苏34起，四川25起……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遇害的厂长经理在中国经济转型初期，为改革付出了血的代价；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初上战场的厂长经理，显露出战斗经验的严重不足。

　　为什么国外企业家很少有被员工杀害的现象？这并不是国外的企业不存在劳资冲突，而是他们有防被害的“安全阀”。如美国霍桑工厂的渲泄效应(让工人渲泄对管理的意见和抱怨)，日本的特种员工室(里面陈列各级主管的偶像，以泄愤懑之情)。劳资冲突并不是产生员工杀厂长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我们的经营者的安全门虚掩着。

　　当然也有祸起“仇富”。历史跨入21世纪，随着中国企业家经营素质的成熟，“王淑琴现象”虽然已成为“过去”，但企业老总遇害的事件并没有停止，只是在内容上发生了变化，由劳资冲突变为“贫富对立”，由“杀仇”变为“杀富”。

　　2003年1月22日，山西首富李海仓在办公室被枪杀；

　　2003年2月12日，温州富商周祖豹被刺14刀后，悄然倒在自家门口；

　　2003年4月18日，亿万富豪陈世贤在澳门葡京酒店被湖南赌徒持刀伤命；

　　2003年8月17日，兰州地产亿万富豪刘恩谦被人持枪杀害……

　　短短的7个月，就有4个大富豪被杀，老百姓戏称2003年为“杀富”年。

　　李海仓和周祖豹被杀后，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就此做了一期节目，受到邀请的都是民营企业家，其中还有李海仓商界的朋友。当主持人提到互联网上一则评论“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时，在场的一些人显得非常尴尬。

　　为什么尴尬？因为他们曾经崇拜过的富人名单中，可以看到走私贩私获利高达66亿美元的赖昌星、涉嫌偷逃巨额税款的刘晓庆、直接或间接集资诈骗数十亿人民币的牟其中、转移国有资产的李经伟、做假账的杨斌……他们不得不扪心自问：一些富人在很多时候遭遇的安全问题极有可能发端于自身。

　　广州市妇联最近在“富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群体”的调查中，16个被调查者描述富人形象时全提到了“包二奶”。

　　而且一些富人仍在不遗余力地用实际行动自毁形象。44岁的吕宗大是辽宁省辽阳市银河工业制版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因偏好于“玩处女”而被一审判处死刑，据说，他周围的富人朋友都喜欢这种“游戏”。这直接反映出当代中国富人阶层存在的素质隐患。

　　有些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将富豪们一些鲜为人知的发迹细节披露于众，客观上也验证了“富人没有什么好东西”的说法。许多人开始相信，真正没有“问题”的富人在中国少而又少。连柳传志也承认，当初为了生存，联想曾经赖过账，走过私；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也承认，新希望饲料供不应求的时候，某省区负责营销的总经理就用了一些高水分的玉米，赚了500万元黑心钱……

　　富人自毁形象，媒体对富豪阴暗面频频曝光，滋长着一些人的“仇富”心理，这种“仇富”心理的无限蔓延，必定产生“杀富”动机。

　　尽管绝大多数主流中国富人是优秀的，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公众应有的尊重，反而不得不替个别“问题富豪”去背“黑锅”，不得不承担由此而带来的杀身之祸。

　　有人把富豪被杀归结为凶手，仿佛加强防备就可以避免被害。其实，雇用保镖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周祖豹生前拥有6个保镖，却仍然防不胜防，还死被凶手刺死在自家门前。

　　从社会防身学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应该把持刀杀人的歹徒看成是凶手，而应该把产生杀人动机的“仇富心态”视为真正的杀人凶手，这是杀人的心理基础，斩草要除根。要除掉“仇富心态”，我们的富豪们就得重塑自己的形象。

　　更多的是透支生命现象严重。翻开中国企业家死亡档案，我们还看到了一批战死在“工作台”上的企业老总，他们把自己的每一滴血都流在了企业的“工作台”上，既叫人感动，又叫人惋惜。感动的是他们那种崇高的献身精神催人泪下，惋惜的是他们不懂得生命比金钱更可贵的道理，他们把生命当成钱一样，进行负债经营，透支使用。

　　曾令发是荆州市江陵区油脂工业公司的总经理，他是累死在“工作台”上的。你看他是怎么样在亡命工作：寒冷的2月，曾令发打着赤脚，跳进废料池。池内难闻的臭味直刺鼻子，而那带有咸性的下脚料如小虫一般噬咬着他的双腿，令他奇痒难忍。他用双手一捧一捧地往外掏，不一会儿，因过敏反应，他的手上脚上红肿斑斑，就这样在废料池里一呆就是5天，直泡得四肢脱皮溃烂；另有一次，曾令发钻进一台预榨机底部的车槽里拆装、调试设备，天黑了大伙都没有看到他出来，呼唤他的名字，也没有回声，当大家发现他，把他从在车槽拖出来时，他已经僵死过去，经过大家点穴、捏筋好一阵，他才醒过来；又一次，他住院开刀，医生要求休息半年，他只休息了26天就上班了……他有限的生命被耗去了最后一滴血，1998年3月14日晚上9点，他独自一人倒在勘测色拉油基地的现场再也爬不起来了，终年50岁。

　　1999年5月4日，“中国火腿肠大王”春都集团董事长高凤来，在实现了春都A股上市交易并从股市募集走了4个亿的现金后，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他的职工说：“高老板是愁死的”。

　　2001年7月31日，率先掀起国内啤酒并购狂潮的啤酒业铁腕人物“拼命三郎”青岛啤酒集团老总彭作义猝逝。这一天，他开了一天的会，还接待了两名记者……而在他逝世的前几天，青啤以8500万元收购福建酿酒厂(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独资的第一家(福建)啤酒有限公司51%的股权……

　　在中国，有不少经营者都在亡命的工作，有的老总早上还在北方穿棉衣，中午已到南国穿衬衫，晚餐还未及享用，却已到子夜时分，整日里电话不停，会议不断，饱受车船颠簸之苦，鲜有家人的天伦之乐。

　　记者曾经与一位老板同行，亲眼得见，这位老板为抓紧时间，早晨起床后，一件事同时并举，屁股坐在抽水马桶上，右手持牙刷在牙齿上梭动，眼睛盯着左手端平的一张地方晚报。

　　中国的不少老板就是这样在工作。

　　据浙江企业家保健服务中心介绍，在他们接待的25000名厂长、经理中，有90%左右的人不同程度地患有一种或数种疾病，平均年龄只有43岁。中国的厂长、经理之所以英年早逝，是因为他们在透支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用自己的生命赌明天。

　　我认为，珍惜生命应该是英雄的本色。在美国很少有企业家累死的传闻，一些富豪活得轻松、潇洒。

　　波音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弗兰克?施龙茨说：“我有工作以外的兴趣，尽力使自己不在每一刻都想到公司。我认为，无时不想到公司对我或公司都没有利。”

　　《福布斯》杂志对800家最大的工业和服务公司调查，大约有1/3的企业家平均每年休假4周；另有1/3休假3周；低于2周的只有13%；而休假5周者却有1/10。

　　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罗杰?史密斯认为：“勤劳工作是我所知道的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就的惟一办法，但工作必须编排适当和有成效。长时间工作本身并不带来生产力。”

　　我们经常把“不去舞厅，不去卡拉OK”的老板看成是好老板，而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却说：“我希望所到之处均有音乐”。他认为，音乐是他生活的推动力。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场战乱后，一个农夫和一个商人在街上寻找财物。他们发现了一大堆烧焦的羊毛，两个人就各分了一半捆在自己的背上。归途中，他们又发现了一些布匹，农夫将身上沉重的羊毛扔掉，选些自己扛得动的较好的布匹。贪婪的商人将农夫所丢下的羊毛和剩余的布匹统统捡起来扛在肩上，重负使他气喘吁吁，步履迟缓。走了不远，他们又发现了一些银质的餐具，农夫将布匹扔掉，捡了些较好的银器背上，商人却因沉重的羊毛和布匹压得他无法弯腰而难以捡取农夫拾剩的银餐具。天降大雨，商人的羊毛和布匹被雨水淋湿了，他饥寒交迫地踉跄着，最后摔倒在泥泞中；而农夫却一身轻松地迎着凉爽的雨回家了，他变卖了银餐具，生活富足。

　　累死在“工作台”上的老板，并非死于疾病，而是死于不懂得农夫式的“放弃”。

　　逼入黄泉。这是一份中国企业家自杀的死亡档案：

　　1993年3月19日，上海大众集团董事长方宏跳楼自杀；1997年7月25日，贵州习酒老总陈星国在遵义湖山宾馆门前开枪自杀；

　　1998年9月22日，四川航空公司总经理杜定欢，因涉嫌卷入牟其中走私飞机案，在被立案侦查阶段，自缢身亡；

　　2000年8月9日，重庆药房老板陈华，因先后大幅度降低有关药品价格，连连接到恐吓电话，由此精神恍惚，跳江自尽；

　　2003年6月22日，温州最大的国有企业浙江东方集团副总裁朱云龙在自己的办公室以“上吊”方式结束了生命；

　　2003年9月6日，河南首富乔金岭因债务纠纷自杀身亡……

　　记者面前摆着一份来自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数据：自1980年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自杀，而这仅仅是有文字记录的一部分。

　　很多人认为，拥有金钱、事业、名誉的企业家，理所当然地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幸福。其实，一个人一旦成了企业家，便意味着他的一生从此将与压力、竞争、劳累、焦虑结伴而行，再不得轻松。正是如此，企业家也不得不比一般人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当这个压力超过他能够承受的极限或接近极限，他们就会面临坠入深渊的危险。

　　冯永明，是广东省茂名市一位年仅29岁的企业老总，他在家中用水果刀割腕自杀。在他临死之前，给后人留下这样一行文字：“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我将到另一个世界寻找我的安宁和幸福。”

　　据说在陈星国自杀的那天，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公司兼并习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筹备会议的前一天。在此之前，他曾有过两次自杀，都是他获知习酒将被茅台兼并要求仍当习酒“老大”没有得到有关部门同意后发生的。

　　乔金岭自杀后传言的一个版本是，1996年，他以他和其他3个伙伴的名义在郑州注册了另一家公司，从辽宁借款1亿人民币到海南搞房地产开发失败，1亿元灰飞烟灭，4位股东中其他3人早已倾家荡产，只有他的黄河集团拥有数亿财产，辽宁和上海高院均判乔金岭偿还1亿元债务……他一时想不通，走上自杀之路。

　　浙江省嵊州市“一个小型私募基金管理者”钟健民，由于私募基金管理受股市的涨跌影响，从最初的激越飞扬到近年来的逐阶下行，他用剧毒农药给自己38岁的人生划上了句号。

　　人们在同一财富的起点起步，因其能力和机遇不同，在结果上就不会平等，市场经济竞争只创造少数富人，输者必毕竟是多数。有的人累败累战，最后成了赢家，有的人输了一蹶不振，最后走上绝路。企业家也有脆弱的时候，有位广州企业家看到报上接连刊登的“富豪被杀”的消息后，仿佛明天黑洞洞的枪口就要对准他了，因为他在商场打拼得罪了不少朋友。如何躲避这黑色的枪口？他选择了自杀，心想，与其被别人杀，还不如被自己杀，这样死不会有恐惧感。

　　尽管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不断有富人或被杀或病杀或自杀，然而，人类的创富精神，并没有因他们的死亡而中断，其原因是那些在创富路上献身的“创富者”用自己的肉体和鲜血，为后来者探清了黑暗中的利石，用自己的毁灭标出了失足的深坑……

　　不管创富人死于什么原因，可以肯定，他们的“创富功劳”是不可磨灭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活着的“创富人”，要爱护他们，千万不要动辄因一两个害群之马而误读他们，委屈他们。要知道，一个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富人，越到后来越是在为别人、为社会而存在。他们创造的财富越多，这个财富与他们个人的关系越少，与别人的关系越大，可以说他们是为自己而生，为别人而战，为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使命而战！(林贵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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