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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因涉嫌重大经济犯罪，于数周前被刑事拘留，成为多年来财政部涉及金融腐败案件级别最高的官员。除被指收受高额贿赂外，来自审计署、中纪委及北京市检察院的信息还显示，徐放鸣在国家农业发展银行挪用8.1亿元炒股案中获取了非法个人利益。此前，农发行两任副行长胡楚寿、于大路因涉嫌重大经济犯罪已被逮捕。
据报道，徐放鸣作为金融监管高官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足以令每
一个知情者敬畏有加。在外资银行家眼里，徐放鸣所在的金融司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国有政策性银行和国有控股证券公司，而财政部内部人士则称，金融司对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有监有管有审批”。在一个权力缺少监督的制度环境中，大权在握的监管者很容易成为被监管者“俘获”的对象，徐放鸣此番失足落马，为“管理者被俘获”理论增添了一个生动的注脚。但进一步考察又可以发现，徐放鸣案背后的秘密似乎不止于此。
分析家指出，从初步披露的涉案事实看，徐放鸣堪称中国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形势下“中间过程利益集团”的一个典型人物。“中间过程利益集团”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在“金融腐败指数”课题研究报告(2000-2003年)中提出的一个概念。该项报告认为，金融机构与其监管部门的腐败存在“下游关联”效应，金融机构的超额利润越高、违规动机越强，其相应的监管部门的腐败倾向就越高；而监管部门的腐败程度，又与监管权力介入市场的直接程度有关。徐放鸣作为被腐败侵蚀的金融监管高官，具有“中间过程利益集团”的典型特征：不喜欢传统计划体制，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其寻租的机会；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将剥夺其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同时还不喜欢透明度，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腐败很难进行。因此喜欢中间状态，喜欢长时间的转轨，喜欢用神秘的国家金融“机密”剥夺存款人与纳税人的知情权，掩盖其私人利益。
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中间过程利益集团”表面上也打改革的旗号，但他们攫取利益的空间正存在于转轨的“中间过程”，所以他们对维持“中间过程”的现状具有特殊的动力，他们不但缺乏切实推进改革的积极性，而且还会暗中为改革设置重重障碍，成为改革的反对派。而改革无限期地一再迟滞，不但改革成本将急剧攀升，而且改革的风险也势必越来越大，只有从中作梗的“中间过程利益集团”，才成为惟一的获利者。相信随着徐放鸣一案更多事实公之于众，人们对金融改革“中间过程利益集团”的巨大危害将有更加深切的认识。
其实除了金融领域的徐放鸣、王雪冰、张恩照，这些年在国企改制、土地批租、工程建设等领域出现的腐败案件中，“中间过程利益集团”的身影也清晰可见。对症下药，要打破“中间过程利益集团”的迷梦，只有继续加快改革的步伐，缩短改革的“中间过程”，把配置资源的权力进一步向市场分散，同时在改革中大力推进透明度建设，让阳光成为最有力的防腐剂。潘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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