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铜臭与汉末士风

　　东汉末崔烈买官，时人“嫌其铜臭”。当时清议之风盛行，名士们清介轻财，颇多卓异之行

　　□ 何满子／文

　　中国士大夫从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发轫，积渐而鄙视牟利和一切与财帛相差的不 当行为。自诩清高的士君子矫枉过正，乃至鄙夷金钱，斥之曰“铜臭”。“铜臭”一词，始见于《后汉书崔烈传》中记其孙崔烈事迹。迄今，仍作为鄙恶市侩的詈词播腾于人口，可谓源远流长了。

　　崔家世业儒，与撰《汉书》的班固齐名。子孙也都能尽传其业，有美誉。崔烈原来也“有重名于北州，历位郡守、九卿”，并无失德。不料到晚年，忽然官迷心窍。正遇上灵帝时朝政昏乱，宫廷中的阉宦擅权，朝廷公然在鸿都门张榜卖官鬻爵。当时，不少有功勋名誉的人士都先后“输货财而后登公位”，崔烈也红眼病发作，通过宫廷保姆“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于是一下子声誉大跌。风声传到崔烈耳中，他也“不自安”了，于是问他的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答道：“大人少有英称……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追问为什么天下失望，“钧曰：‘论者嫌其铜臭’。”

　　在专制集权制度下，上下等级森严，庶民无权且不敢讥议官至三公的大人物，不似今日尚有舆论工具，可以揭露买官、跑官这类贪污腐败行为。崔烈买得三公之位的“铜臭”恶名之所以播腾人口，“天下失望”，是因为他碰上了当时清议人士“直之风”十分张扬的时代。《后汉书党锢列传》形容其时清议名士的风习云：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声名，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直之风，于斯行矣。”

　　崔烈于是便逃不脱清议了。当时这批恪守孔孟政治伦理的(可称为儒家的理想主义一侧)清议名士，与阉宦擅政的王朝对抗，标榜自身清正廉介，强调处世特立独行，正如《党锢列传》所说，“矫枉其直必过，其理然矣”，颇多卓异之行。这里不谈旁的方面，仅略举若干清议名士对待财富的性行，亦可窥见当时士流对待金钱的倾向。

　　夏馥：“少为出生，言行质直。同是高氏、蔡氏并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门不与交通，由是为豪姓所仇。”郡人都对富豪高、蔡两家敬畏而甘为服事，夏馥与这两家比邻而居，却傲岸地不相往来，宁冒被豪家所仇的险也不在乎。因此他“以声名为中官所惮”。

　　檀敷：“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迁议郎，补蒙令，以郡守非其人，弃官去。家无产业，子孙同衣而出。”家贫不肯受人施惠，倒也罢了，因不满上级，竟弃官不干，宁可守穷到子孙出门只能轮流穿同一件衣服，这就够硬骨头的了。

　　符融：“妻亡，贫无殡敛，乡人欲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葬而已。”不愿受人的资助，宁肯将亡妻没有棺殓地埋掉，确实有点迂气，但对财帛上的狷介自持，也确为常人所难能。

　　以上诸人事迹都见于范晔《后汉书》的各人本传。记载在袁山松《后汉书》和谢承《后汉书》中的范冉(一作范丹)的轶事，更恢宏且富有戏剧性。范晔《后汉书》也有范冉的传记，《独行列传》中说他“好违时绝俗，为激诡之行”，曾被任为莱芜长，但避不到任。党锢案迫害名士时，“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结草室而居焉。所止单陋，有时粮粒尽，穷居自若，言貌无改，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范冉字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那不过是说他耐得穷困，饭甑久空得生灰尘，锅里满锅清水可养鱼，而仍言笑如常而已。袁《书》说：

　　“冉去官，当使儿捃麦，得五斛。邻人尹台遗之一斛，嘱儿莫道。冉后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麦已杂矣。遂誓不敢受。”(见范《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注引)

　　穷得叫儿子去拾农家收割后麦田中残剩的麦粒，拣得五斛该多辛苦。邻人怜悯他家的艰困，送给一斛；情知范冉清介，不肯白收别人的赠与，特地吩咐孩子不要声张。可是范冉还是知道了，连自家辛苦拾得的五斛一起奉还，理由是麦子混在一起分不开了。总之，别人的东西一概不取。

　　谢承《后汉书》中所记的一事尤为怪诞，文见于《太平御览》卷425的引录。原文较长，现仅述其大意：范冉的妹妹生病，他前去省视，妹妹留他吃饭。因为其妹夫品行不端，范冉向不与之交往，因此，范冉饭后丢下二百钱作为饭钱。妹妹急忙叫人拿钱还给他，范冉推辞不掉，走了几步，就把钱撒在路上，算是付过了——他在财物上绝不沾人一点便宜。

　　这便是汉末清议名士对金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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