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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兴庭
建设部日前下发决定，从7月1日起，用3年时间，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包工头将被劳务带头人所取代，农民工基本被用工企业直接吸纳(《中国青年报》7月6日)。也就是说，在我国建筑劳务市场活跃了20年的包工头，将在3年内退出历史舞台。无论包工头，还是劳务代表，都只是一个称呼而已。要摆脱现有的这种“劳资关系”，我想，
远不是改个名称那么简单。
建设部有关人士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等问题。制度真的会行之有效，还是换汤不换药？还有待实践检验。
考察包工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动力源泉，可以发现，做包工头的，原有的身份往往就是农民工。在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有部分农民工由于灵活的头脑和较广的人际脉络，慢慢变成了包工头。包工头手下的务工人员与包工头之间的关系，也由最初的亲戚朋友慢慢变成了老乡以至于老乡的老乡。这种社会关系在最初，由于受到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羁束，显得比较和谐，但用工范围变得越来越广后，原有伦理秩序一旦被打破，这个没有任何依据而组成的“组织”，必然会因为惟利是图而失去道德底线。
包工头，作为自然经济下的产物，在社会化大分工的时代背景下，已经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维持包工头与农民工之间的诚信，最有效的纽带是家庭或者以家族、地方为中心的家庭伦理。而现代社会，这种以身份和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伦理，在市场经济时代已经难以产生规模效益。包工头在由低级包工头走向高级包工头转变的过程中，手下农民工越来越多，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被稀释甚至不复存在。包工头不道德、不讲良心的事情，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很容易受到亲邻关系的制约和惩罚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关系，需要一种市场伦理。所谓市场伦理，相对于家庭伦理而言，按照学者周东华的观点，它更重视对“契约关系”的处理，这显然与家庭伦理所着眼的“等级身份关系”完全不同。以包工头牵头组成的劳务队伍，一直是我国建筑劳务的主流群体。施工企业与他们之间一般不签订劳动合同，不办理社保关系，而是由包工头出面，签订内部承包协议，分包劳务工作。也就是说，农民工与施工企业不存在契约关系，而包工头与农民更不存在什么劳务合同了。这样一来，维系他们利益的，就只有良心和道德了。
建设部现在决定整顿这种不规范的现象，应是一个利好之举。但让劳务带头人取代包工头，是不是就可以一劳永逸呢？包工头制度的失败，是因为它建立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之上，而劳务代表制度，能否跳出这个怪圈呢？我看并不那么容易。不要说现实传统惯性的存在，而且，各方利益之间的重新配置，也需要新一轮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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