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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兴庭
建设部日前下了一个决定，从今年7月1日起，用3年时间，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包工头将被劳务带头人所取代，农民工基本被用工企业直接吸纳。也就是说，在我国建筑劳务市场活跃了20年的包工头将在3年内退出历史舞台(7月6日《中国青年报》)。
无论是包工头，还是劳务带头人，都只是一个称呼而已。要摆脱现有的这种“劳资关系”，我想，远不是改个名称那么简单。
考察包工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动力源泉，可以发现，做包工头的，他原有的身份往往就是农民工。在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有部分农民工由于灵活的头脑和较广的人际脉络而慢慢变成了包工头。包工头手下的“务工人员”与包工头之间的关系，也是由最初的亲戚朋友慢慢变成了老乡以至于老乡的老乡。这种社会关系在最初，由于受到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约束，显得比较和谐，但用工范围变得越来越广后，原有的伦理秩序一旦被打破，这个没有任何契约凭据而组成的“组织”必然会因为唯利是图而失去道德底线。
包工头，作为早期建筑市场的产物，在社会化大分工的时代背景下，已经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维持包工头与农民工之间的诚信，最有效的纽带是家庭或者以家族、地方为中心的家庭伦理，而现代社会，那种以“身份和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伦理”在市场经济时代已经难以产生规模效益。包工头在由低级包工头走向高级包工头转变的过程中，他手下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他们之间伦理关系的稀释和解构，再加上个人主体性的空前释放，包工头不道德、不讲良心的事情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很容易受到相应的“惩罚”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关系，需要的是一种市场伦理。所谓市场伦理，相对于家庭伦理而言，按照著名学者周东华的观点，它更重视对“契约关系”的处理,这显然与家庭伦理所着眼的“等级身份关系”完全不同。以包工头牵头组成的劳务队伍一直是我国建筑劳务的主流群体。但施工企业与他们之间一般不签订劳动合同，不办理社保关系，而是由包工头出面，签订内部承包协议，分包劳务工作。也就是说，农民工与施工企业不存在契约关系，而包工头与农民更不存在什么劳务合同，这样一来，维系他们利益的，只是一种“良心”和“道德”。
建设部现在决定整顿这种不规范的现象，是一个利好之举。但让劳务带头人取代包工头，是不是就可以一劳永逸呢？“包工头”制度的失败是因为它建立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之上，而“劳务带头人”制度是否可以跳出这个怪圈呢？我看并不那么容易。抛开现状的惯性不谈，各方利益之间的重新配置也需要新一轮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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