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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为人民谋幸福之3.0版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7月05日 17:18 《互联网周刊》

  这是一个涉及未来经济和社会财富走向的重大问题。

  陈国栋先生在全国政协提案中提出“国民幸福指数和GDP一样重要”的命题,具有重大意义。我想继续深化一下这个主题。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人民谋幸福,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先快乐的人带动后快乐的人,实现共同幸福。这是“为人民谋幸福”的3.0版,即第三次浪潮版。

  幸福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历史含义。第一次浪潮版的“为人民谋幸福”,体现在“物质极大丰富”方面,农村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实现温饱,最终带动全国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第二次浪潮版的“为人民谋幸福”,体现在富裕方面。城市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正在走向共同富裕。今天,我们还处在这一过程的后半程上。从未来学观点看,为了适应第三次浪潮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及早考虑“为人民谋幸福”在信息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特点。我认为,第三次浪潮版的“为人民谋幸福”将体现这样的特点:通过信息革命,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带动社会共同幸福。

  如果我们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沿着十六大指出的方向,正确认识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信息文化产业、互联网内容产业、发展体验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等方面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把以人为本,建立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

  我们反对在新的条件下,把“为人民谋幸福”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主张信息革命的策略,要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上,建立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基础之上。

  社会幸福基于个人快乐

  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货币尺度的经济财富总量,被称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GDP不能衡量经济总量的实际“含金量”,将GDP作为发展的唯一标准是片面的。幸福是金。经济发展的实际“含金量”,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人民幸福。归根结底,经济增长的目的是让老百姓获得幸福。这是人们提出“国民幸福指数”问题的实际背景。

  工业化是人类伟大的历史进步,极大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但工业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这集中体现在增长与幸福的矛盾上。连普通老百姓,对这一深刻历史矛盾都有常识性的观察。现代经济学最前沿的研究,已经通过大量的实证统计,证明工业化达到人均3000美元后,GDP与幸福开始脱节。发达国家开始把下一轮现代化的焦点,聚集到高科技和高情感的结合。我国现在工业化没有完成,这个问题还没有迫在眉睫。但等到信息化国家痛打工业化国家时,再来研究它就会为时已晚。所以我们要提前关注这个问题。

  人类的幸福,在GDP这个二级火箭脱落后,继续上升的第三级推动力何在?不靠GDP,靠什么?这是下一轮现代化的最大难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发现,问题的根子,就出在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论上。集中反映工业化历史局限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效用与价值分离,是经济增长与幸福脱节的理论根源。斯密的个人自利引致社会富裕,说的是效用,它隐含了一个价值方面的有缺陷的命题:社会幸福基于个人痛苦。这导致了微观的资源配置与宏观的财富分配的矛盾。新古典主义从微观上追求效用(可以带来快乐的痛苦),但宏观上导致的却是效用最大化(GDP最大化),而非幸福最大化;福利经济学认为整体幸福要通过再分配才能实现,但这个整体幸福,却缺乏资源配置的微观价值基础。

  卡尼曼提出了“回到边沁”的纲领性主张,通过区分效用与价值,澄清了这个问题。新的幸福经济学,解决新古典主义与福利经济学在微观与宏观上不对称的方法,是将“社会幸福基于个人痛苦(效用)”这个工业化命题,改造为“社会幸福基于个人快乐(价值)”这个信息化命题。这个命题有双重性:它既是一个新经济的命题,又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命题。

  作为新经济的命题,其第三次浪潮的特点体现在,作为效用对立面的价值,快乐和幸福,都只有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才能实现。价值是效用相对于参照点的得失(快乐与痛苦),必须通过以人为本的信息决策来确定。这与主流经济学的信息无关假设相对立。

  作为市场经济的命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它把宏观幸福建立在微观快乐基础上。也就是说,在这一命题中理解的为人民谋幸福,不是谋抽象的幸福,不是谋与个体对立的幸福,不是谋与眼前对立的幸福,而是把个人快乐作为整体幸福的微观基础。让根本性的、全局性的价值(幸福),从眼前、局部的价值(快乐)中自然而然地导出。这是对传统福利经济学的历史性改造。如果没有这一命题作为基础,单纯强调幸福具有很大的政策风险,容易导向损害发展的计划性福利国家轨道,抑制市场经济活力的发挥。在这方面,同是强调幸福,卡尼曼的行为经济学与黄有光的福利经济学的政策倾向截然不同。

  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

  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先快乐带动后快乐,最终实现共同幸福。这是一个针对第三次浪潮的政策策略。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比较起来,“富裕”指的是效用,“快乐”指的是价值。前者是一个工业化的命题,后者是一个后现代的命题。

  经济学意义上的“快乐”(“幸福”),与口语中的“快乐”(“幸福”),实际上有一点区别。口语上说的是主观感觉,经济学上说的却是客观价值。

  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作为一种“谋幸福”的策略,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含义是不同的。对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来说,这是指产业和需求要向价值链的高端升级,在精神和文化需求满足的微观经济基础上,实现国民幸福指数的整体提高。对工业化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指在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在物质需求满足之外,率先在发达地区、信息服务业等领域及高收入人群中,通过首先满足一部分需求层次较高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提高社会整体满意度,直接为人民谋幸福,最终实现全体人民从物质效用满足为主,向精神价值(信息和知识价值)满足为主的转变,从而提高为人民谋幸福的总体水平。

  需要指出,中国发展非常不平衡,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有钱”的程度,解决“有钱但不快乐”的问题,对于他们还是下一步的事情,但这个问题现在就应当提出来了。这其中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在发展不平衡的高端一侧,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已有一亿人上网,这些人快乐不快乐,对社会稳定影响很大;第二,实现小康不等于物质极大丰富,必须全面发展,满足人们文化需求,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是全面建设小康主题中的应有之义;第三,为人民谋幸福,需要跟上时代发展,充分体现先进性。一方面要通过工业化让人们普遍富裕起来,另一方面要通过信息化让人们感到生活的意义和乐趣,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

  作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的观念和政策,是否已准备好应对未来的挑战?

  第一,要克服将国民幸福与个人快乐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除了正常的规范以外,我们也要看到,那种认为“享乐可耻,快乐有罪”的传统观念,还在抑制人们的健康快乐的要求。实际在把“为人民谋幸福”与个人快乐对立起来。我们不能抽象地谈幸福,具体地反快乐。

  第二,要克服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对立起来的认识,通过市场经济发展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对于正当的文化市场需求,用非市场的方式过多干预,会付出文化国际竞争力下降和文化贸易逆差的代价,最终会影响到群众满意不满意这个大局。

  第三,要把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宗旨,落实在群众具体的喜怒哀乐之上,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幸福,实际是充分相信群众的表现。

  历史潮流无情。从工业化转向信息化,每个社会的稳定都会受到新的考验。仅仅是先富后富,共同富裕,只能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个人快乐,共同幸福,才能真正保持社会稳定。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不仅不会让天下大乱,还会通过共同幸福,让天下大治。如果社会的每个细胞都快乐,积小快乐为大快乐,最终使这个国家的幸福值(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高于其它国家,“为人民谋幸福”就会得到它最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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