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金融司司长落马：低薪憋出财政贪官

    本报记者 邢紫月

　　自毁“光明前途”

　　金融司主要负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作为两大政策的交汇点，其在财政部的地位可见一斑

　　因涉嫌受贿，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已被刑事拘留。

　　6月29日上午，财政部办公厅新闻处向本报记者证实，徐放鸣确因涉嫌经济问题而被拘，相关事项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了解之中。

　　徐放鸣，男，上海人，现年47岁，1982年从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为上海财经大学)毕业被分配进财政部工作，成为一名普通科员，后升任商贸司副司长。1998年，财政部机构设置调整，新成立了金融司，徐放鸣因为业务能力突出被调至金融司担任副司长，2000年升任司长。同时，徐放鸣还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七位董事之一。

　　金融司主要负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作为两大政策的交汇点，其在财政部的地位可见一斑。

　　徐放鸣任司长后，一位同事评价他“权力很大，还有着很光明的前途”。

　　不曾想，在财政部奋斗了23年的徐放鸣，最终的落马，却使他成为多年来财政部涉案的最高级别官员。

　　与农发行案有关？

　　徐放鸣的案发据说与农发行原副行长胡楚寿、于大路挪用公款案有直接关系。另有人士透露，案件还可能涉及到外商

　　至于徐放鸣被抓的具体原因，财政部新闻处的工作人员拒绝透露，只是简单的告知是因为“经济问题”。

　　而坊间传言，徐放鸣的案发与农发行原副行长胡楚寿、于大路挪用公款案有直接关系。事实上，农发行8.1亿挪用案已经牵扯出一批涉案人员，包括美和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蔡国安、胡楚寿的儿子胡刚。2003年6月，在李金华掀起的“审计风暴”中，审计报告披露：1996年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以租赁之名委托美和公司购买电子设备和汽车等固定资产，总金额9.2亿元，其中8.1亿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进行股票买卖，所获收益去向不明，涉嫌重大经济犯罪。对此，中纪委立即成立了“专案组”调查。2004年6月，胡楚寿和于大路被“双规”。

　　农发行是一家政策性银行，1994年在国有银行改革中从农业银行中剥离出来，“专司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其筹资渠道主要是向人民银行贷款。而金融司的职能之一是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工作，组织实施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资本金权属界定和登记、统计、分析、评估。另外，金融机构国有资产转让、划转处置管理，监督国有资产收益也是金融的一项职责。由此可见，监督农发行的资金流向和收益应当在金融司的权限之内。因此，徐放鸣被卷入胡寿楚、于大路挪用公款一案也是很有可能的。

　　而财政部另一位人士透露，案件还可能涉及到外商，因为银行对外资企业的贷款投放以及金融司管理的单位对外商企业产品的采购等，都对外商影响很大。

　　步金融高管落马后尘

　　与徐很熟悉的这位专家认为，徐放鸣禁不住金钱的诱惑，与现行的制度有一定关系，比如工资过低就是重要因素之一

　　“我跟他接触过，也很熟，他是很能干的一个人。1997年我们一起写过材料，他的思路、文笔都很好。这次出事，从他个人的能力上说是很可惜的。”提及此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显得很是惋惜；这位专家认为，徐放鸣禁不住金钱的诱惑，与现行的制度有一定关系，比如工资过低就是重要因素之一。

　　作为金融司的司长，可以想象，徐应该掌控着上亿元的资金。但是，财政部财科所有关人士曾透露，像徐放鸣这种级别的官员，月薪不过三四千元，“这确实是个‘清水衙门’！”他说。财政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徐放鸣工作敬业，业务能力也很强，平时还喜欢搞搞研究，曾著有《财政金融热点问题研究》一书。近几年来，他一直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兼职授课，担当硕士生导师，两个月以前还在财科所讲课，主要教授有关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方面的课程。

　　面临金融高管频频落马之势，去年底，财政部副部长李勇曾提出，财政部将要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监管。在财政部看来，国有银行股改中涉及的金融类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监管问题亟待解决，目前，这类问题只能由各级财政部门通过加强对国有银行的财务监管来加以解决。

　　对此，徐放鸣本人也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对建立我国金融类企业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的思考》的文章，谈了他的几点看法。在徐放鸣看来，建立和完善金融类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建立对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他提出，为了建立金融类企业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财政部是履行这一职责的最佳选择。

　　回放：意满志得的徐放鸣

　　一年前，记者与徐放鸣有过一次近距离接触。

　　2004年6月，在财政部、商务部与德国经济合作发展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徐放鸣与记者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你刚才说解决贫困或者温饱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知道你一直在研究存款保险制度，这会不会也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徐放鸣：这个建议很好。我们把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放在跟德方的合作中。只要跟中国金融改革有关的任何问题，德国朋友都非常感兴趣，我们也可以尝试。

　　记者：你们还在关注信用担保？

　　徐放鸣：我们从1999年、2000年就开始研究信用担保的政策了。今年三季度，我们还要搞一个信用担保的论坛。

　　发布会结束后，记者与其交换名片时，徐接过名片后就匆匆走掉了。倒是他的一位女下属，主动将名片递给记者，说：“我们金融司可能会搞一些论坛，你们如果报道了，我们徐司长会很高兴的。”

　　(张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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