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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存在主义”-沈烨/文 萨特在1980年去世了。
第二年，我和我的同龄人们作为严格意义上的1980年代的第一批(1980年出生的都自觉被划分成1970年代“老人”的尾巴)出生了。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萨特从一开始就是个已故的哲学家，注定在我们主动去触及他
的思想和文字之前，不大可能有机会出现在报纸新闻、电视节目或者Internet的门户网站上(呵呵，除去这三种途径，想要攻入1980年代被信息挤得满满的大脑，恐怕不太容易，什么？人文科学著作？！——你不是1980年代生的吧？！)。
十八岁以前当然是一片空白，不排除有天才早早地被哲学陶冶了情操，但我们中的大多数尚苦苦挣扎在数理化的题海中不能自拔，哲学这个东西不用看就知道是条贼船，上不得。
恍恍惚惚迈进大学门槛的时候，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
1999——关于这个数字和这个年份，当时有无数的故事传说预言噱头。总之，大家似乎一下子找到全人类集体疯狂的理由。就像当年人们说“少废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样，“世纪末”三个字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借口。我们还没有看过存在主义，但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肯定、甚至无限放大自我存在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纪末情结”给了老萨特重返舞台的机会——在集体恐慌的情绪中，我们饥不择食地开始寻找能够让未来有更多意义的真理，存在主义作为关于自我意识觉醒的学说就这样被囫囵吞了枣。而事实上，我们的自我意识似乎并不需要觉醒，作为“泡在蜜罐里长大的一辈”，作为各种媒体现场报道的忠实拥趸，特别是作为独生子女，我们的自我意识与生俱来，并随年龄的增长呈几何级数递增。
萨特对自我的反省是很正常的事，接不接受诺贝尔奖是公众人物的个性与自由，至于他和波伏娃的契约式婚姻更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现代的情侣很多不仅与其本质相同，而且直接省略了“契约”和“婚姻”。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中长大，我们的神经都变得像粗钢筋一样麻木。惟一有印象的，恐怕是哲学家死时巴黎五万人相送的场面(注意，那也是在我们出生之前的事)：第一，那很像我们小时候读熟了的“十里长街送总理”；第二，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很难再找到这样自发的集体温柔与热情。
但萨特还是会被反复提及，他和“黑格尔”、“后现代精神”、“解构主义”一样，是来自于西方的、我们不得甚解但可以标示知识水平的符号。而且，他来自于风景如画的法国；而且，他的传记可以是一本彻头彻尾的爱情故事；而且，他已经死了。因为这些，这个符号的分量好像又重了。
惟一遗憾的是，萨特的文字绕得像一场逻辑游戏不说，主谓宾定状补都齐全，居然连顺序也没有打乱，已经跟不上读图时代的阅读规则了。我们只好活学活用，直接在符号上做文章。比方说，如果你听见一个1980年代的人说你这事儿做的“真萨特”，千万不要往存在主义上想，也许他只是觉得你无厘头罢了。就这样，我们曲解了萨特，实现了我们的“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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