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知道萨特

　　本报记者 李翔/文

    “他像个壮健的、孤注一掷的救生员，花了十年时间拍打福楼拜的胸部，把气息呼进他的嘴里；花了十年时间竭力想使他恢复知觉，这样他就能使他在沙地上坐直身子，然后确切地告诉他，他是怎么看待他的。”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他为福楼拜撰写的传记《福楼拜的鹦鹉》中，这样嘲讽萨特对福楼拜所作的评论。而当萨特百岁诞辰到来时，无数个救生员开始试图拍打这位哲学家的胸膛，为他做人工呼吸，以便能够告诉他，在他逝世40年之后，人们是如何看待他的——在中国，这种机会并不多，他是正在被遗忘的人，尽管在二十年前，他的名字和他用格言流传的言论风靡全中国的大学校园。

　　“你比我们落后了20年，现在还在研究萨特。”23岁的郭小寒讥讽说。即便是萨特那些传奇经历、他和波伏瓦之间奇妙的关系，也并没能把中国年轻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就像20年前他曾经在中国做到的那样。上一代和下一代对于萨特这个人名的反应，已经成为玛格丽特·米德所论述的代沟在中国的具体反映：吊带女孩和长头发男孩在书店为了纪念萨特专门摆出的书籍面前匆匆而过，他们父母则在书架上试图寻找自己在20年前有幸拥有的一本叫《萨特研究》的抢手书。

　　“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年代，现在已经不是1980年代了。”中国著名的哲学学者之一徐友渔说。他认为这是萨特被现代中国冷落的一个原因。

　　新启蒙年代

　　1980年代——无论它是徐友渔所称的思想解放年代，还是许纪霖所说的新启蒙年代——萨特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年轻人依靠他来寻回失去已久的个体意识

　　“那是一个人们排队购买《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徐友渔这样描述萨特在中国最受欢迎的1980年代。

　　身处中国社会的人们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封闭和沉默之后，突然井喷出蓬勃的热情，吸纳流传而入的各种思想，从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到时髦的萨特和存在主义。

　　同在西方一样，中国共产党人先用批判眼神来打量这位意欲同自己结盟的哲学家，尽管萨特对共产党中国表达了热烈的赞扬和向往。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有萨特的书被翻译引进。当时有一系列介绍西方思想的黄皮书，其中就有萨特的几本书，不过都作为批判用，只有高级理论家才能够看得到。”生于1947年的徐友渔回忆说。在做文化大革命研究时，徐友渔发现，红卫兵一代中有很多人，在文革晚期，开始表现出对萨特的浓厚兴趣。尽管在六十年代末期接触萨特的著作仍然很困难，仍有一批在思想上表现出探索欲望的人能千方百计找到这些作品。

　　在萨特逝世前后一段时间内，他在中国的声誉达到顶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正像以英国思想家、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赛亚·柏林所描述的，在一段长时间的幽闭之后，会出现广场时期，它意味着思想上的开放与探索。这段时期，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对个人崇拜的反思和对毛泽东思想的重新理解。具有代表性的时间是官方媒体发起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由此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它成为中国执政党进行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而在民间思想领域，则表现出了巨大的活力。人们表现出的求知欲令人吃惊。一位哲学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馆开办哲学讲座，满场爆满，徐友渔说。这让人回忆起20世纪最初，中国人拥有同样强烈的求知欲和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当胡适在北京大学举办讲座讲西方哲学时，同样出现爆满情形。

　　研究思想史的学者许纪霖喜欢将1980年代和五四前后作类比，他认为两个年代和两个年代的年轻人之间具有很多相似性。

　　萨特思想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正是在这样一段许纪霖所称的“新启蒙”年代。在当时大学里的辩论中，很多人言必称存在主义和萨特。“1982年上海演萨特的《肮脏的手》，人山人海。”许纪霖说。

　　徐友渔称，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是阶级斗争和专政，要求对人进行思想改造，林彪甚至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提倡绝对利他主义。而萨特利用存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联姻，则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另外一种解释。“萨特的思想满足了两种需求：第一，不能不要马克思主义；第二，还要讲人道主义和个人意识。”

　　柳鸣九的《萨特研究》在这种情况下风行一时。“萨特的学说认为，事物的本质就是人自身，对个人的主体性和个人意志给予肯定。这对于此前非常强烈的禁欲主义来说，自然是另外一种学术。”徐友渔说。

　　人们通过萨特的小说、戏剧甚至他和波伏娃的奇妙关系来接触这位哲学家，同时把他的思想以格言和语录的形式传播开来。“人们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人叙事”。

　　“一般来说，建国之后，中国在1980年代才开始进行思想解放。”徐友渔说。无论是徐友渔所称的思想解放年代，还是许纪霖所说的新启蒙年代，萨特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年轻人依靠他来寻回失去已久的个体意识。

　　未完成的启蒙

　　此后，再未有人能够达到萨特和此前的杜威、罗素们所曾经具有的影响力，他们大多停步于学者的书斋和大学的课堂。而萨特们在公众层面则被迅速遗忘

　　萨特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可以被视作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依靠引入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来完成对中国的启蒙，或者说唤醒中国的努力的一部分。

　　西方哲学思想的进入贯穿着唤醒和启蒙东方这头“沉睡的雄狮”的过程。被引入的西方哲学家包括斯宾塞、杜威和罗素。

　　与之对应，二十世纪最初二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各种学说最盛行的时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哈罗德·拉斯基也通过他在中国的众多学生和仰慕者，如储安平、吴恩裕、张君劢等，对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另外一位西方哲学家马克思的学说最终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宰制性思维。此后启蒙和唤醒的过程进展平缓。

　　这一过程的再延续即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时期。在这一时期，萨特在中国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可以同历史上斯宾塞、罗素在中国所曾经达到的高度相媲美。

　　而在五四时代就被中国知识分子借以来唤起个人意识的尼采，此时也被重新提及。弗洛伊德的著作被大量引入。然而，他们在大众中的影响力都未达到萨特所曾经达到的高度。

　　1980年代突然爆发的活跃期随即消退。但引介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的工作却从未停止。进入1990年代之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马克斯·韦伯、罗尔斯、列维-斯特劳斯、哈贝马斯包括米歇尔·福柯都曾经在知识界风行一时，但再未有人能够达到萨特和此前的杜威、罗素们所曾经具有的影响力，他们大多停步于学者的书斋和大学的课堂。

　　而萨特们在公众层面则被迅速遗忘。对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有着多种描述：天生的全球化一代、互联网一代、财富下的一代。他们被认为是没有付出太多努力就享受到长久以来“唤醒”和“启蒙”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将近30年中国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他们是坐享其成的一代，也是天生的个人主义者，无需被唤醒和被启蒙。而由于翻看了底牌，他们更无需去了解萨特的思想就可以指摘他的种种过失。

　　功利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割裂

　　“我们身处一种‘浅薄的光明’之中”

　　“当启蒙不再面对传统的集权体制，而是一个复杂的市场社会时，其内部原来所拥有的世俗性和精神性两种不同面相，即世俗的功利主义传统和超越的人文精神传统就开始分道扬镳”，许纪霖说。

　　思想家及其思想在公众层面的式微，清晰地呈现出这两个面向的分道扬镳。问题在于，分道扬镳之后，谁占了上风？

　　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立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使经济事件客观上一度成为惟一重大的事件，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学者和最能赢取人们尊敬的学者开始集中在经济学领域。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进入加速期。而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经济学者开始在公共媒体抛头露面，经济理论的传播为媒体所挟持，离开它所本来最应辉煌的学院之内。

　　今天，经济学家和他们的思想理论，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整体开始替代萨特曾经在中国起到的思想启蒙效应。与此同时，在政治思想上的改革则并不能像经济思想上的革新那样容易进行。

　　而从个体来看，即使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思想和学说能在大众中盛行，他们却从未唤起过罗素、萨特等在中国所激发起的热情。在今天中国和世界的接触中，很难再有足够让中国年轻人和知识群体感到激动人心的思想和思想家。某种程度上，群体性热情和兴奋被群体性冷漠所代替。

　　也许，这可以视作开放和多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价值体系丰富必然呈现的状态。但是，即便是萨特的思想和学说，也是在一种多元化的环境中产生，从而风行一时。萨特和萨特思想需要行动来作注解，这并非所有时间和所有国家都能提供的。

　　“我们身处一种‘浅薄的光明’之中”，徐友渔说。浅薄的光明和浅薄的解放让我们自认为自己不再需要被启蒙和被唤醒。个人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的觉醒让萨特显得不合时宜，没有人希望耳边有一位哲学家训导似的喋喋不休。过多的选择涌现在新一代人面前。人们也假定自己在选择，尽管可供选择的本就是筛选过的。

　　现在，走向世界的热情停留在贸易争端、知识产权上，停留在ipod、windows和纺织品之上。我们似乎正在丧失那种20多年前中国再次同世界亲密接触时的热情：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不无困难的开放，几乎将思想上同世界接触的热情连同启蒙和唤醒的愿望一同淹没。取而代之的则是对消费的狂热和对经济理性思维的奉行。

　　萨特所带来的激情离我们远去。是我们已经成为萨特，还是我们不再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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