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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彭兴韵
6月26日，在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的开幕式上，温总理提出了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三性”原则。“三性”原则中，处于最高地位的是“主动性”，再一次比较委婉地向那些一直试图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小题大做”或者“滋事”的政客们，传达了明显不过的信息：中国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政治压力进行被动的改革。
“可控性”的含义则是多方面的。它既有宏观层面，也有微观层面；既有制度层面，也有技术层面。从宏观与制度层来看，“可控性”意味着，中国不会实施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而会继续探索1994年就已经确立了的、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当汇率水平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可能威胁到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时，政府要有能力对外汇市场进行及时的干预和纠正。在微观与技术层面，“可控性”意味着，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进出口企业等有完善的汇率风险识别、控制体系和风险交易技术，否则，微观层面的企业若不能很好地控制汇率风险，微观风险的叠加和累积就将会导致宏观汇率风险的失控，并进而引发全面的金融风暴。
“渐进式”则秉承了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一贯的改革战略思路。这意味着，汇率制度的改革并不是孤立的，可以单兵独进，要把它放在中国金融体系当中来加以总体考察和部署，需要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利率的市场化等一揽子的准备性改革。同时，渐进性也意味着，即便万事俱备，中国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放开汇率浮动的限制，而是会循序渐进地扩大汇率的波动区间，并最终完成汇率改革的目标。
“可控性”要以“渐进性”为前提。任何激进的改革都会使经济金融体系陷入混乱。东欧及前苏联不仅在一夜之间宣布对企业实施了私有化，而且也在银行、利率、货币可兑换及汇率机制方面进行了急剧的自由化。结果，这些按照美国主导下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衰退。究其原因，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没有良好的纠错机制。今天中国就是要在坚持“可控性”与“渐进性”的原则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汇率机制的改革，也正是充分吸收了激进改革的教训和中国此前成功的渐进市场化改革的有益经验。
汇率改革的“三性”原则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一脉相承的。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汇率水平应当是合理的、是均衡的？弦外之音，汇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并不能按照自由市场理论模型简单地计算出来，它只能是基于宏观经济环境与状况的一种经验判断。如果一种汇率水平带来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在总体上给人民群众的生活与福利水平带来了负面冲击、恶化了周边乃至全球贸易与资源流动体系，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不合理、不均衡的。
现在，按照“三性”原则逐步稳妥地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同样也是对内、对外的责任感使然。中国不会在对国内经济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对汇率机制仓促地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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