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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根据央行的部署，四川、山西、陕西、贵州四省在年内将进行民间资本的信贷试点。按照央行已确定的试点实施框架，由民间资本成立的贷款组织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只贷不存”，股东最多不能超过5个，且其行为不违反《高利贷法》。至于民间贷款组织的资本金、贷款利率，并没有受到特别限制。
这一招是预料之中的。今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出于对产权的尊重，国家应给资金拥有者以运用资金的自由。国家应在强化信息披露、严厉打击信息造假的同时放松直接融资的管制，让筹资人、投资人自主决策。”吴晓灵副行长当时甚至提到具体的制度设想，民间借贷额度可以设立一类金融组织，大的叫投资公司，小的叫贷款公司。
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发布的《2004年中国区金融运行报告》，根据其对若干地区民间融资活动的调查，得出结论：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减轻了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的信贷压力，转移和分散了银行的信贷风险。”据此建议监管当局加强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范和引导，趋利避害，促进其健康发展。
民间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金融监管层终于面对现实，初步认可民间金融，可以说，是对此前长期存在于各个监管部门的现代化崇拜症的一种矫正，有助于金融秩序之健康发育。
不过，金融监管层“加强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范和引导”，是否会导致监管过度，扼杀民间金融的活力，这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必要注意的地方。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过去二十多年、过去几百年中，民间金融基本处于监管之外，但在大多数地区也运行得相当顺畅，其金融风险水平远低于目前的国有金融机构。这其中的原因一点也不复杂。在上百年的演变历史中，民间金融已形成了一套复杂而有效的制度框架，尤其是大多数交易发生于熟人社会内部，因而，其自我监管机制是非常有力的。
所以，当我们欲对其实施规范、监管之时，立刻面临一个难以克服的知识局限问题。举例而言，通过新闻媒体为外界所知的标会、抬会等，可被统称为“合会”。然而，此类合会组织的形态及内部关系，种类繁多。其中的规则、制度历经百年均具有其自足性，但外人往往难以全面了解。不要说立法者和静坐书斋的学者无从掌握，就是法官水平向来较高的中国香港和东南亚普通法法院，面对提交至法庭的纠纷，对于“合会”究竟属于契约关系，还是组织实体，也一直拿捏不准。假如不能了解其中关窍，又怎能规范、监管？
正是出于监管目的，中国台湾根据其“法院”多年积累的判例，及全面的合会习惯调查，于1999在有关规定中修正增订“合会”一节，使合会契约成为有名契约，并规定了合会契约(会单)必须记载的事项，即成为要式契约。此外，限定合会当事人必须为自然人，规定标会的方法和程序，明确规定对于倒会的处理办法。
不过，台湾地区法学界对于合会规定入典的技术性准备是否充足，多有疑问。民间实际存在两种形态的合会，而规定却将其强行纳入一种规范中。因此，有学者预计，由于合会的法典化改变了目前部分民间合会的习惯，最终的结果不外乎是两种：要么法典失灵，要么曾经对台湾地区经济腾飞起到重大作用的民间习惯逐渐衰落。
那么，金融监管层在承认民间金融之正当性之后，能否对民间习惯保持一种谦卑心态，采取一种无为而治的监管政策？不审慎的监管，只会扰乱固有习惯，而无助于使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行为理性化。就此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介入试点，有必要充分尊重民间自身的灵活性和规律性。
在过度介入的“积极”监管背后，仍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现代化崇拜”观念，仿佛金融活动只有以现代的形态开展，才是安全的；似乎社会的全部金融活动都必须正规化，必须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内。那么，夫妻二人以共同拥有的资金合伙借贷，是否也要纳入金融监管视野中？
当然，这并不是说此类金融活动不要监管。但监管绝不仅是金融监管层的事，事实上，对于民间金融，最可行的监管方式是司法监管，即解决纠纷的过程，进行外部监管。法院以更务实的态度对民间金融纠纷进行理性监管，并积累若干案例，外界借此可逐渐了解民间金融的规则与制度。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更为内部化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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