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激辩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增长

　　全球经济学泰斗在渝激辩发展模式

　　信报记者 林华强 报道

　　6月24-26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5(2005CES)年会在渝举行。

　　数百名来自不同经济学领域、不同国度的顶级学者在中国强大魅力的感召下，聚首山城。中国持续2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让这个身处东方的国家凸显于世。同时，它也为研究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典型案例。此次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除了已经发生的奇迹，还有如何让这样的奇迹继续。

　　但一切奇迹背后都有很大的风险，且没有人能预知。于是推测成为感知风险的重要方式，也限于理论层面。

　　即使这样，它为执政者所带来的信息仍是十分重要的。或许是在这样的背景，6月24日，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国家教育部部长吴启迪等政府高官出现在2005CES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国际研讨会的主席台上。

　　于是，在一种可以将购买高档私家车时所产生的虚荣心用函数来表达的学术氛围中，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顾问杰费.萨克斯等中外“经济明星”相继登台，满怀激情的表达自己研究中国经济模型的观点。

　　同时，也触碰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敏感话题。

　　中国经济：能高速发展到2030年

　　中国经济已经以GDP平均每年9.4%高增长速度运行了二十余年，中国经济是否还能长期高速发展？这是几乎所有关心中国经济的人都想知道的结果。

　　在6月25日CES的主题发言会议上，林毅夫认为中国GDP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奇迹，同时这个奇迹才刚刚开始。

　　6月24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将得主福格尔以计量经济学的眼光分析中国经济得出了更加惊人的结论。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被低估，同时否认了中国GDP计算时存在的水分。“我认为对健康、教育的投入所创造的人力资本，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被忽略了。”

　　福格尔在主题发言上表示，如果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达到50%，那么下一代人进入国民经济体系所将会创达高达6.7%的GDP增量。而目前在中国GDP的计算过程中，这部分数据显然没有被列入其中。由此，中国GDP增长速度被低估。他同时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至少可以延续数十年。

　　虽然基于不同的出发点推论，但林毅夫和福格尔得出了相同的论断：中国经济完全可能以9%的速度，一直增长到2030年。

　　同时，林毅夫根据重庆的具体情况作出更加精细的推断。

　　“重庆‘十一五’规划，到2020年重庆经济要比去年翻两番，每年GDP的增长速度也不能低于9%。”

　　而在一天之前，福格尔同样有此论断。

　　福格尔从健康和教育的角度分析，认为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寿命的增长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很显然，一个受教育良好、健康的劳动者比一个体弱多病、文盲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要高许多倍。”他认为，如果中国持续保持这样增长方式，增加在教育和健康上的投入，经济的高增长势头在2040年以前不会停止。

　　增长动力源：科技与健康

　　张维迎：中国最缺信任

　　和林毅夫和福格尔有所不同，在26日的闭幕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的北京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却认为，如果中国不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高速的发展速度最多可以持续十年，之后放缓。

　　他提出该论断的理由是，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需要高科技助推的时代。张维迎认为，必须实现经济实体间的相互信任，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维持高速发展，而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最缺乏的动力，就是信任。

　　在他的讲演中，所提出的信任是指，投资者或企业家对投入产出周期长的“高技术”、“高科技”项目未来产值的信任、贸易伙伴之间的信任，而前者排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我们目前的企业家们都把精力投到周期短、见效快的领域，房地产的高度发达和泡沫是最好的证明。但要把最好的人力资源和资金投到国家经济最需要的核心环节，就必须投入高科技、高技术产业。美国、日本的在高科技投入上的成功表明了高技术、高科技对国民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科技是最重要的推力

　　张维迎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分为两股力量和两个时期：1980-1990年乡镇企业的崛起为国民经济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农村中具有天赋和胆识的乡镇企业家是其间的主要力量；1990年以后，一部分从政府部门出来的经商者迅速成长，这些中眼光长远拥有商业天赋的人，成为中国商业的第二波力量，目前大部分成功企业为其所有，他们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

　　“但仅靠个人的能力，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所起到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弱。”张维迎表示，“1990年代一不小心就赚钱，今天一不小心就破产”的现象预示着经济全球化后，科技开始成更重要的经济推力。而要发展科技，首先要培育企业对高技术、高科技的高信任度。

　　投资健康才能持续增长

　　同样是为促进GDP的高速发展，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顾问杰费.萨克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5日上午的主题发言中，他认为中国必须在健康上投资，才能获得经济的最大的增长。这个观点一经提出，即博得了全场掌声。

　　在这个观点上，萨克斯和其老师福格尔是一致的。萨克斯认为，一个健康长寿、受教育良好的劳动者，可以至少为社会多工作一、二十年，在健康的投资上为GDP所带来的产出是惊人的。

　　他认为中国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公共医疗领域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仍有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证实了他的观点：中国城乡居民在过去10年，患病者高达50亿人次，其中近一半未能就诊。同时慢性病人群规模大，确诊约为1.6亿人次，有近3亿人没有安全用水，还有残疾人约6000万。

　　其间，有学者将话题引至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和政府对投入的不足问题。萨克斯认为“自由化的卫生体系并不能正常运作。”解决办法是政府应当强力干预医疗卫生改革，促进国民卫生条件改善，提高全民劳动生产率以促进GDP的快速增长。

　　汇率热点：升值是最坏选择

　　替代工具：积累了相当风险

　　人民币升值同样是2005CES金融领域争论的热点。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专家何涌和复旦大学周红都认为，在固定汇率下为平衡外贸收支盈余，有三种可替代的政策工具可选择：货币升值、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

　　“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的，货币升值是最坏的选择。但财政扩张将扩大财政赤字、金融扩张将增加银行坏帐，增加中长期金融风险。”两位专家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为平衡外贸盈余所采取的政策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一直偏向经济增长、财政扩张，特别是金融扩张政策的运用，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风险因素。

　　“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是考虑人民币的适度升值和三种政策工具的并用，以达到在经济增长和财政金融体系的稳定之间权衡，在经济发展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之间权衡。”

　　本土学者：人民币被严重低估

　　25日，在公司金融与金融市场专题中，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研究人员冉茂盛与陈健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两位学者通过对1994年1季度—2004年1季度的研究，认为当前人民币实际汇率存在较为严重的低估现象。

　　综合东南亚金融危机其间以及当前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失调情况后研究表明：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人民汇率确实在存高估现象，但是高估程度并不严重，还没有达到必须要进行调整的程度，因此当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是明智的。

　　2002年2季度往后的时期，人民币汇率转为明显的低估，并且低估的程度进一步扩大，两位学者认为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他们同时认为，持续的汇率失调使我国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汇率明显失调的情况下，经济只能通过国内物价水平或其它内在机制进行调整。不利我国经济外部均衡。

　　西部大开发的最佳途径：东部移民

　　不能单靠投资基础设施

　　区域经济转型和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成为年会的另一焦点。

　　“西部大开发已经上升到维系社会稳定的层面。如果国家不给予资金支持，西部很多地区可能连维护前期国家投入的设施的费用都拿不出来，甚至成为当地的负担。”24日，在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专题讨论中，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董蕃所提出的观点，被来自牛津大学、加州州立大学等地区的学者们激辩。

　　大部分专家认为，单纯依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并不是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最好途径。在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可以适当的采取融资、BOT等模式。董蕃认为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可以选择与周边的国家发展贸易，形成一个巨大的贸易带以促进发展。

　　但有牛津大学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周边的国家经济都不发达，况且西部城市由于其技术经济基础都不能与东部相比，并不是每个西部地区的城市都可以像重庆一样可以做出一个像样的汽摩之类的产业。”

　　经过激辩，有专家找出根本原因：地区差异产生经济上的差距，户籍制度上的灵活处理可以解决经济上的一些难题。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可以采取战略性的东部移民解决经济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促进西部地区发展。

　　贪官一年侵吞1.5万亿元

　　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讨论只是开始，25日，有中国问题经济学家之称的巩胜利在会上将问题上升到整个中国层面，他以九块木板代表九个问题，组成“中国经济木桶”进行论辩。巩胜利称这是一些“前沿的问题”，所以虽然列出问题，但没有给出解决方法。

　　他分别从失业、贫困、腐败、金融、资源、国民待遇、台湾问题等九个方面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经济问题。而其大胆程度在专家中也为罕见。

　　在提到腐败问题时，他援引数据：中国现在每一年贪官腐败总数额为1.5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约占中国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七分之一，也就是全国一年出口额的80%以上缴给了腐败和贪官。

　　同时，在讨论能源危机时，他称，2003年时，中国能源短缺将达180亿美元。到2013年，仅中国石化方面能源短缺就将达1000亿美元，完全依赖进口。全球的能源格局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巩胜利同时认为金融、国企问题如果不采取有利措施，将会成为中国未来的火药桶。

　　高储蓄率：很难超过一代人

　　另一个民间关心的热点话题：中国高储蓄率。25日，在公司金融与金融市场专题中，加拿大西安大力大学终身教授徐滇庆等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发现了期间所存在的机会。

　　在2005CES年会期间，专家们对中国社会的高储蓄原因做出了各种推论，有人认为是公共卫生保障体系的不得力，让老百姓不得不用储蓄这种方式来应对不可预期的灾难发生。但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从出生到进火葬场其公民不用担心，所以储蓄率一般在20%左右。

　　经徐滇庆等人研究发现，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储蓄畜率曾在1994年高达43%，2003年降到40%，而在2001年，全球的平均储蓄率仅为19.7%。“一般地说，储蓄率富国高于穷国，但过高的储蓄率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公认的最佳标准是20%左右。”一位专家言。

　　专家们认为，由于世界上实现由穷变富的经济体尚且不多，目前缺乏足够的样本进行计量分析。由于各经济体的文华和传统北京不同，维持高储蓄率的时间必然会有一定的差异。然而有一点结论是相当清晰的：维持高储蓄率很难超过一代人。

　　徐滇庆表示，韩国和中国台湾高储蓄率维持了25年左右，考虑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需求保持着较大的份额，中国内地的高储蓄率估计可能维持25-30年。

　　“如果我们以1987年作为趋于成熟阶段的起点，那么，大约在2012-1017年其间，中国大陆的储蓄率将会明显下滑。由于储蓄率下降，有可能对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重大的冲击，因此，必须在储蓄率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时期抓紧时间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徐滇庆在其结末语中如此认为。

　　链接：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20年前，一群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和学者相聚纽约，探讨如何尽最大努力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服务。这次聚会成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诞生。这是一个国际性专业学会，其使命被会员们定格为：促进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扩大中国和外界的学术交流，以及参与中国经济的学术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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