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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新失业群体的概念提出之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议案指出，“新失业群体”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在就业安排上，也应“面向下一代”，优先安排“啃老族”。由于一系列统计数据和调查结果的公布，原来不甚清晰的新失业群体的整体状况开始逐步清晰起来。劳动部《2003-2004：中国就业报告》披露，目前城
镇新增劳动力中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幅为63.2%。广东省的调查也显示，2004年第三季度全省城镇新成长失业青年数量已经超过下岗人员。由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数据表明，15岁至29岁的中国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中国目前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而且失业青年大部分为长期失业。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新失业群体的数量迅速增加？新失业者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处于失业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往往将他们的失业归结于这一代青年的自身特征，如由于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平时娇生惯养，怕苦怕累；他们接受的是应试教育，在技能上没有任何长处；眼高手低，就业期望值过高等等。甚至有人发现，在这批失业者中存在一种较为广泛的主动失业现象，即他们对工作本身没有强烈的渴求。这些观点所强调的，主要是这些失业者自身的原因。当然，这些因素不能否认。但如果我们发现，在如此之多的人身上都有这样的问题，就不能仅仅关注其个体因素，而要看到背后隐藏的结构性问题。
这个结构性问题就是由两个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夹缝。
第一个二元结构，就是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概念由皮奥雷等人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其基本含义是，劳动力市场可分为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两个市场或部门，且两个市场中的劳动力是相对固定的。初级市场特征是，高工资、良好的工作环境、提升机会、就业的稳定性、工作规则公平并有适当的程序。而次级市场工作则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几乎没有提升机会、就业不稳定，以及严酷、专断的工作纪律等。在中国，这种二元性则以通过户籍制度体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这个二元结构带有很强的社会身份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主要以城市劳动力构成的初级劳动力市场，和主要以农村劳动力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而且，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相差则更为悬殊。
同时，由于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城市与农村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这第二个二元结构，就是生活世界中的二元结构。目前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按国家统计局数据，是三倍多。如果加上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等因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有六倍之大。这样一来，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所需要承担的生活费用几乎有天壤之别。
如果将这两个二元结构交叉起来，就可以构成一个双二元结构。进一步地，可以依据与这个双二元结构的关系，将目前所有就业者分成三个非常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既在初级市场就业，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同时也承担较高的城市生活费用者。城市中的大部分就业者属于这个群体；第二个群体，是在次级市场中就业，收入很低，但也基本不(不是绝对意义上)承担城市中较高生活费用者。城市中的农民工大多属于这个群体；第三个群体则是在次级市场中就业，收入很低，却同时要承担较高的城市生活费用者。这个群体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活在城市夹缝中的人们。一般而言，越是在大城市中，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价格与城市生活费用的差距就越大。
处于两个二元结构夹缝中的就业群体主要由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其他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人员所构成。近些年来，我国非正规就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到2004年底，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已经达到8000万人，占到城镇就业人口的20%~41%之间。他们主要是个体经济和小型私营企业中的就业者。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来源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失业者中的再就业者；二是城市中的新增劳动力。
从上面的结构背景分析中，我们就可以明了新失业群体的就业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其中的一些人会选择主动失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属于城市中的独生子女一代，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城市的，而维持城市生活方式的费用是高昂的。对于喜欢社会交往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收入也许只够请朋友吃一两顿饭。当然你可以指责他们为何不放弃城市生活方式，为什么还要和朋友在一起吃饭。但我们知道，放弃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部分年轻人更愿意选择收入预期高但却很不稳定的就业机会。
概括地说，尽管我们承认新失业群体成员本身有其特有的弱点，但从社会角度来看，不能仅仅将眼光盯在这些弱点上，而是应当通过逐步缩小和消除两个二元结构，为新失业群体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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