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制度性缺陷

　　范文仲/文

　　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经济成长举世瞩目，经济学教育也发生了根本转变。

　　199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体系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对于经济发展的讨论局限在“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上。受此影响，经济学理论框架沿袭前苏联模式，“资本论”和政治经 济学被看作是经济理论的基础。由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学在当时的环境下不是一门纯粹学科，经济讨论最终都要归结为是否政治立场正确。

　　中国经济改革在1992 年之后真正摆脱了“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经济学术研究逐渐脱离以计划经济和政治经济学为主的色彩。但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转变还应该归功于大量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出版和新兴学科的引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国内院系与欧美院校的交流日益普遍。同时，中国经济学课程设置逐渐开始与西方接轨，各种经济金融研究中心和商学院纷纷设立。

　　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学的整体学术水平和西方一流院系仍有较大差距。政治观念和硬件方面的差距在中国已经不是问题，经济学研究的落后根本原因在于学术、教育制度的缺陷和学者心态的差异。

　　改革经济院系研究体系

　　目前中国的经济院系之间、学者之间尚缺乏必要交流。因条件所限，大多经济院系中只设学科教研室，没有行政职务的教师在学校没有独立办公室，研究和备课只能在家中进行，严重影响和同事及学生的交流。在欧美院校中，经济系教授都有独立办公室，平时不仅参加大量学术性研讨会，每周还要有固定和学生交流的时间。同时，西方学校非常注重院校交流。学术讲座主讲人大多从外校甚至国外邀请。这类学术交流活动在美国经济院系中非常频繁。

　　中国经济学教育轻研究重教学。经济类年轻教师留校之后教学任务繁重，但研究方面压力很轻。与此相反，在美国院系中，往往轻教学重研究。由于有争取终身教授职位的压力，美国青年学者在工作最初几年做研究非常努力，对文章发表尤为看重。拿到终身教职之后，很多学者可以从事一些冷僻、具有创新性的研究。

　　此外，西方的院系中，教授治校的风格非常明显。系主任和院系领导都由资深教授轮流担任，研究人员的招聘和职称评定也由教授委员会来决定，行政部门很少干预。而在国内，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教学安排，事无巨细都要由院系领导参与决定，学术委员会成员也大多具有行政职务。

　　学术期刊的出版机制与经济研究紧密相关，一个客观公正的出版系统对经济学发展至关重要。在西方，经济学期刊的编辑大多由学科内知名学者担任。对于收到的稿件，编辑会按照研究领域寄给选定的匿名审稿人。这些审稿人并不知道投稿人的身份和姓名，对于稿件的审定纯粹根据文章质量来确定。每位审稿人在审阅之后都会出具书面评定结果，并提供改进建议。投稿人在收到审定意见后，再进行相关修改。一个文章从最初投稿到最终发表大多要经过多次修改，费时2-3 年是非常平常的事。在国内，经济学术期刊稿件的审定大多由专职编辑负责，由于人员有限，对稿件涉及的具体学科领域难以有深入了解，也无法做出客观评判。此外，国内期刊投稿时没有匿名制度，编审受作者名声和地位影响非常大。

　　研究生教育制度亟待改进

　　笔者非常赞同北京大学在教学改革中提出的研究生毕业不留本校的建议。美国和欧洲院校的经济系学生毕业之后，一般都会到外校求职。只要在研究生期间的论文质量高，即使是最差学校的毕业生也可能被最知名的院系竞相聘请。这非常有利于学术界的交流和发展。

　　与此相反，国内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选择，读研期间没有认真治学的压力。好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到普通高校工作，普通高校学生更无希望到一流学校任教。

　　目前，中国研究生读书期间尽管学术方面压力很小，但生活方面压力很大。为减轻经济上的压力，国内相当多研究生不得不课外兼职，难以专心学业。在西方院校，优秀博士研究生很容易申请到奖学金和助教职位，免除后顾之忧。

　　中国毕业生分配的“双向选择”机制需要改进。经济类毕业生大多留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院系对于自己培养的学生相对了解，而对外校学生无从评判，也没有统一招聘途径。在美国，经济类博士毕业生找学术类的工作要提前一年做准备。每年9月-10月，系里就会把明年申请毕业的学生材料寄给其他院校，相关面试主要在全美经济学和金融学年会上进行。年会历时3天，时间一般在次年的1月份。届时几乎所有国际著名院校都会在会议期间举办招聘会，连商业界金融机构和咨询公司要招聘经济学博士也会安排在会议间隙进行面试。每到年会期间，举办城市会议中心的旅馆往往人满为患，场面非常壮观。

　　现在，国内一些经济院系已开始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并在年会上招聘中国留学生。但目前国内本身具有相应规模和形式的经济学年会还没有出现。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定位

　　在西方，经济学虽算是社会科学，但和其他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并没有太大区别，是一门需要大量数理和统计基础的“精致学问”。从研究生阶段开始，西方大多数学生学者一旦选择从事经济学研究，大多对学术理论具有真正兴趣。虽然博士生的基础科目很多，但最终选择的研究论文题目都很具体。

　　但在中国，由于文化传统不同，经济学研究被赋予过多的社会意义，常常被看成“济世救民”的良方。大多数学者从事经济学研究都有远大社会抱负，归结起来就是希望“学以致用，为祖国经济发展献计献策”。这种心态造成两个后果：第一，中国学者喜欢发“宏论”。国内期刊发表的很多经济论文题目听起来倒像是政府财经部门的工作报告；第二，受一些新闻媒体界的误导，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领域不论是博弈论还是管理会计，常常自愿或被迫对于汇率改革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等热点问题发表各种高见，造就一大批“学术兴趣广泛，见识广博”的著名经济学家。这种心态对于提高经济学的社会影响力虽有所帮助，但对经济学学术水平长期发展危害很大。

　　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主要由商业界和政府研究机构为主导，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分工十分明显，但相互交流却很方便。欧美院系对于具有一定资历的学者会提供长达一至两年的个人休假，他们可利用这些假期到金融界或政府部门短期工作。如果这些学者感觉自己对经济实务更感兴趣，最终会选择留在工业界或政府部门发展。

　　中国经济学科研和教育体制与欧美比较差异很大，由于篇幅所限，所论及的只是冰山一角。其实，经济学研究体系和教育制度很多问题相互关联，解决起来决非一日之功；而且上面所谈及的制度性缺陷在国内高校中具有普遍性，不仅仅限于经济类学科。但是，十年的时间算起来并不短暂。如果中国经济学体系能在过去十年实现从政治经济学向当代经济学的转变，中国同样有可能在今后十年完成科研和教育体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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