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需要何种经济学

　　杨瑞龙/文

　　经济学的发展总会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在我国当下所处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转型社会有着以下的特征：一是市场化，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二是工业化，我国开始大规模推进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进；三是国际化，入世后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经济学若要回答由上述变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须通过 理论创新实现经济学的现代化。

　　循着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得以实现经济学现代化，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一种极端认识是，经济学大厦只有一座，那就是以个体主义成本收益分析为主线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我国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而另一派观点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根据中国国情特殊性，强调西方经济学的不适应性，主张推行经济学本土化，即建立完全由中国经济学家独创的、以中国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的、有独立分析范式的中国经济学流派。

　　在我看来，经济学现代化既不是纯粹西方化，也不是纯粹本土化，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经济学现代化当然离不开国际化。如果把中国经济学看成是与已有任何经济学流派没有血脉关系、完全由自己独创的理论体系，如此中国经济学很难在一个共同平台上进行国际交流。

　　过去，国内经济学研究常常不强调对经济学本身的贡献，认为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而更关注自己的观点和对策是否被政府所采纳，是否得到社会的赞赏认同。在研究中强调的是“我怎么认为”，而不问自己“我为什么这样认为”，从而热衷于提观点，而忽视观点的证明。国外经济学家则遵循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强调学术观点的提出必须有根有据，因此计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十分流行，这也导致经济学研究的日益专业化分工。显然，国际化是走出上述困境的有效途径。

　　然而，国际化并非是经济学现代化的全部内容，特别不等于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受到人们的青睐，这对于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有意义，但同时出现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值得引起关注。尤其，有学者甚至用西方经济学的命题来检验现实，凡出现偏差则认为实践出了问题，甚至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接的程度来衡量经济学的现代化程度。

　　事实上，受特定制度环境和转轨过程影响，中国经济问题具有复杂性，有时用在严格假定下的西方经济学逻辑来梳理纷繁的经济线索是困难的，甚至会得出远离国情的荒谬结论。这要求中国的经济学家为揭示问题实质，需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这种从国情出发吸收与消化西方经济学，创立既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又解决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我们称之为经济学的本土化，它即构成经济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实际上包含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含义，即在吸收西方经济学过程中注重中国国情，在解答中国实践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时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的理论与先进分析方法。因此，如果把中国经济学界定为推进经济学的国际化的同时，根据中国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拓宽某些假定条件，或通过案例分析、计量分析等来检验该经济学流派的某些结论或基本理论体系，进而使这种经过修正和发展的经济学流派打上鲜明的中国烙印，那么，这样的中国经济学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

　　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条化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同样，我们也应该避免把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学教条化，都会导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走入死胡同。我们常看到在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出现伪命题，原因在于理论忽视了所探讨问题的复杂性。

　　特定的制度环境和转轨过程造成中国企业、政府及家庭对经济变量波动的反应总隐含着某些特殊诱因，而这些诱因很容易被看似相同的行为方式加以掩盖。特别当统计数据真实性受到怀疑后，经验实证被大大地限制。试图从一堆杂乱无章的表象中理出有用的线索非常困难，如果仅从理论出发，常常会得出背离真实情况的结论，这需要我们采用直面现象式的研究方式，使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直面现象式的研究不是不要理论，而是通过对现象的深入剖析来检验和发展现有的理论。如果现有理论不足以回答现象所隐含的问题，就需要我们反思理论本身。经济理论的进步不完全是新观点的涌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发现那些用于观察旧理论和旧事实的新方式。如果我们仅追求现象背后的新观点，很难真正提高中国的经济研究水平。所以,我们主张采取直面现象的研究，少一点观点的争论，多一点逻辑和证据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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