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刚刚开始

　　本报记者 黄一琨 北京报道

　　一间约一百平方米的工作室被称作西方经济学的中国驿站，这里的主人梁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和她的经济学家朋友们致力于洗刷“西方经济学”这一称呼，这一称呼曾一度表明了一种戒备和排斥的态度。

　　努力业已持续了十年。

　　1995年开始，一套从开本、封面设计、内容上都前所未见的经济学教材进入图书市场。这套丛书被冠之以《经济科学译丛》的名字，在不长的时间里甚至获得畅销书的地位，引发了不法书商们盗版的浓厚兴趣。而这套丛书的编委们今天已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经济学家。

　　酝酿

　　“别人已经有了乘法，计算机，而我们还只有加法，只会使用算盘”

　　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恢复和回归。1927年，耶鲁经济学博士何廉创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并开创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先例。同一时期，经济学家马寅初也在中国推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但是，经济学传播与研究在1950年代之后基本停止。“直到1980年代初期，人们能接触到的经济学知识基本不超出官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陈志武说。

　　1980年代以后，学者厉以宁、张培刚等人编著出版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其它经济学教材，成为“文革”之后第一批“非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书大多被称为“西方经济学”，要求读者批判借鉴。

　　这些经济书，更多地被当作一种“西方思潮”引入国内。比如，商务印书馆在1980年代起出版了《汉译学术名著》，对二战前，特别是20世纪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名著的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的《当代经济学译库》；1989年茅于轼与汤敏著写的《现代经济学前沿导论》。 正是通过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介绍，张维迎阅读了一本台湾出版的《中级微观经济学》。虽然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当时仍是年轻硕士研究生的张维迎大胆提出了价格改革的方案，但这更多地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感觉。传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不能告诉张维迎，价格改革采取双轨制的路径，以及它的未来前景。而在当时，他能接触到的参考资料只是亚当·斯密的著作，以及只有在外文书店才能寻找到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作为北大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则通过厉以宁开设的《西方经济学批判》，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学说。这是当时国内大学里不多的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常用的办法是把各种学说按照流派划分，对学生进行笼统地介绍。

　　1987年到1988年，张维迎前往牛津大学进修，回来后在国家体改委开设了中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课程。但这位当时在国内以思想新锐出名的年轻人发现，国内外对于一些经济问题的思考水平有着“天壤之别”。一位在国内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到牛津大学访问，演讲中国经济问题时，张维迎发现，双方之间根本没有对话和交流的基础与可能性。

　　萨缪尔森则回忆说，中国开放之初，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来到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他们问的问题在他看来都很难以理解，比如“斯大林的制度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吗？它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

　　“别人已经有了乘法、计算机，而我们还只有加法，只会使用算盘。”张维迎说。

　　海闻回忆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1980年代初曾在北大讲课，而台下的听众们却根本无法听懂。讲课之后只有一名北大学生能够用英文流利地提问，他的名字叫林毅夫，现在出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一职。

　　在当时，这些今天被视作习以为常的思想方法，正如它的名称“西方经济学”一样，是一种有别于中国经验的理论，难以成为主流。然而坚冰正在悄然打破。

　　破冰

　　伴随着《经济科学译丛》的不断丰富，中国经济学思想及教育界的变化速度“超过了个人想象”

　　自1985年开始，人民大学与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举办了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合作项目，这一被称作“福特班”的项目实际上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黄埔军校”。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曾旁听福特班课程，他回忆说，开始的情况是，每节课开始之前，都会有一位有声望的国内教授讲话，为学员们“消毒”。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这些在国内接受过零星“西方经济学”熏陶的年轻人纷纷选择出国留学，接受原汁原味的经济学教育。

　　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国内还没有成体系的一套经济学教材。

　　“1992、1993年开始，我感觉有特别大的历史责任感。”梁晶说。但是与已经开始涌动的市场经济潮流相比较，经济学思想的引入显得滞后而且困难重重。1994年，林毅夫、张维迎、海闻等人学成回国，筹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力于将它变为中国与国际经济学界的通道，而他们也成为了《经济科学译丛》的编委会成员。

　　作为译丛的副主编，海闻说，这一系统翻译教科书的项目，采用了国外教科书的最新版本，并且选择某一领域中最好的前三本。同时，对译者的要求极为严格。

　　《经济科学译丛》第一本选择了斯蒂格利茨的著作《经济学》。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全球化最著名的批评者，言行总像是西方经济学界的“异议分子”，并表现出对转型国家的某种亲近感。但这样一本著作的翻译出版从1995年开始，却直到1998年才宣告完成。

　　在这三年，能否大规模引进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10年以后，斯蒂克利茨在回顾自己这本畅销书时说：“我缮写《经济学》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帮助人们了解市场的优点和局限性，以及政府的适当作用，从而使对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决策都能够建立在现代经济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

　　这本书只是艰难的开始。

　　在《经济学》出版的5年前，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纲领性文件。公众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计划与市场各自的优劣等关系中国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产生了强烈的知识需求。因此当《经济学》冲出樊笼，最终出版以后，便一版再版，短短时间先后发行了10万册以上。

　　1998年开始，梁晶所在的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已经在课堂上使用译丛引进的教材，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也在不断增加。梁晶说，现在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已经能够在主要课程上实现国内与国外经典教材的结合使用。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说，伴随着《经济科学译丛》的不断丰富，中国经济学思想及教育界的变化速度“超过了个人想象”。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说，在可预见的将来，训练有素的“海外兵团”的回流浪潮仍将加快而不是放慢，国内主要大学的经济学教师队伍的结构势必发生持续而显著的变化。与中国台湾、香港、韩国曾经经历过的阶段一样，海外兵团(尤其是欧美、日本和澳洲)不断充实到主导中国主要大学经济学教育队伍的现象也势不可挡。

　　征途

　　经济学人有责任改变目前人们“心里是意识形态化的经济而现实是市场经济”的局面，否则这种“双重人格”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长久因素

　　与十年前相比，“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思维体系开始被人冠以“主流经济学”的标签。

　　“这是经济形态决定的。”海闻说。

　　李稻葵更愿意使用“现代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称呼——现代经济学带来的严谨的理论体系和使用量化手段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经济的解释力正在提高。

　　李稻葵记得自己在哈佛读博士时的老师曼昆说：“如果我们的研究方向能够搞清楚怎样降低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那么我们可以改善上百万人的生活。” 从一开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就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意义，常常被看成“济世救民”的良方。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使命还难以有渠道实现。

　　“经济学知识的市场仍然是一个高度分割的市场。”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白重恩说。尽管经济学家们希望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但这样的渠道并不通畅，而国内也没有一个完备的同行间相互评价的内部系统，因此常常由媒体决定着经济学者的地位。

　　一些最具公众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正以“学术兴趣广泛，见识广博”的形象出现，他们更多的为媒体评判所挟持，对于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不断发表意见，渴望承认的内在焦虑感碰撞着狭窄的现实通路。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国内经济学研究常常不强调对经济学本身的贡献，认为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而更关注自己的观点和对策是否被政府所采纳，是否得到社会的赞赏认同。从而热衷于提观点，而忽视观点的证明。改变这一倾向，仍旧依赖于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

　　在成为“主流”的不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学界也遭遇了新的扰动。发生在2004年的产权改革争论中，经济学家们遭到来自部分学者和公众的怀疑。他们认为，在一些转型国家中，芝加哥小子式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为公众带来福祉，因此这些舶来的理论也越来越多地与“休克疗法”、“新自由主义”等带着意识形态标签的字眼相联系。

　　一位经济学家说，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是一个世界，而人们心目中从经济学课程所了解到的“经济学”则是另一世界，这两个世界间的距离如此之远，如果长久不改变，它必定会在某一时刻导致某种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局。

　　李稻葵则认为，部分经济学家丧失公众信任，是因为他们把一些特定的结论照搬到中国。作为社会现象的一种，经济现象也有自己的国别意识和民族特色。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来说，必须研究它的制度演进和发展战略，这些工作毫无例外会使用到来自西方的分析工具。而这一工具显然没有国别差异。

　　未来的改革实践将会使人们接受一系列观念：市场交易不是像我们以前所理解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双赢的价值交换；民营化和私人产权并非洪水猛兽，而是一种增加整体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行政管制不是救世主，他们反而会增加寻租机会、降低市场效率，政府越不管的行业往往是越兴旺的行业。而这些观念已经在现代经济学中得到明证。

　　陈志武说，经济学人有责任改变目前人们“心里是意识形态化的经济而现实是市场经济”的局面，否则这种“双重人格”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长久因素。

　　如果以《经济科学译丛》作为这一努力的开端，这场变革还刚刚开始。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