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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佳／文
今年9月1日，是《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周年纪念日。《民办教育促进法》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民办教育的法律文件。但民进北京市委秘书长蒋国华认为：“该法的实际促进的力度是值得研究的。该法的意义只是给民办教育一个合法身份证，今年出台的该法解释条例，则因谨慎有余，而导致促进的力度明显不够。
人们常常说，“发展是硬道理，但在申请办民办学校的时候，却往往变成了“发展是硬件。对民办（私立）学校的申办或升格，教育部门开出的诸如要自有多少亩地、多少间房、多少米的跑道等硬件条件，至少有脱离中国现时实际之嫌。试问这是真想促进我国民办（私立）学校发展，还是假想？过高的准入门槛，客观上就是否认或者至少是阻断了民办（私立）学校的原始积累过程。其结果，逼得不少民办（私立）学校也像许多公办学校一样，大兴土
木，把本来有限且应该花在聘教师和搞教学及改革上的钱，大多用来盖了宾馆式的房子，建了豪华型校门等等。当然，我们决不是说，创办民办（私立）学校不要基本的硬件条件，而是准入的门槛太高。
名校办民校，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已有定论而无需赘言的话题。不仅教育界相当部分学者持赞同态度，而且教育行政部门亦出面予以批准和支持。但是，蒋国华认为，此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那些名校能不能办好一所民校，而是应从我国教育总的发展方向看，要不要在今天利用名校去这么外延和扩张。首先，所谓名校办民校，乃是和其它诸如公助民办、公办民营、民办公助、校中校、异地分校，以及二级学院和现在改称的独立学院等等一样，在本质上都可归属同一大类，即都是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利用和扩张公共教育资源的产物。换句话说，举办所有这类学校的最后结果，不管其主管部门或直接操作者的解释如何，均依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在扩大着我国的公办教育规模。比如说“京城首家‘民办公助’整体改制实验校———北京25中，其校长就称，该校“改制的特点是学校资产属国家所有，他们改革6年，增值上亿，已“移交给（北京市）东城区政府。而从我国经济实力和世界教育发展趋势而言，我国的公办教育规模不仅不应当继续扩大，反而应当适度收缩才对。其次，我国的公办教育规模不宜再扩大理由还在于，由于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公办学校基本上属于政府垄断部门，而企望以政府垄断的方式通过几乎清一色的公共部门来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不仅有时结果并不理想，而且国家支付的成本太高。这是因为，由垄断造成的低效率和服务质量差，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目前，我国已经对民间资本在逐步开放并允之参与公共事业领域的经营，《民办教育促进法》亦已施行周年，我们为何还一味醉心于扩大公办教育的规模呢？第三，当今我国公办教育依然处于垄断强势地位之时，其任何扩张必定挤压民办（私立）教育的发展空间，阻断他们的进步之路。其结果必定是，国家层面上公私教育合适结构的发展目标，就难于实现。第四，现在合作愉快，并不等于将来永远愉快。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家层面上公私教育结构的渐趋合理，现在被掩盖着的“公、“私潜矛盾，如若处理失当，或迟或早会演变成显矛盾。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海南大学都遇到了“合作办学起争议的问题，难道还不应引起我们的警觉吗？除了上述公私潜矛盾之外，眼下公办高教规模通过花样繁多的合作办学，无休止地扩张还存在着诸如合法性、债务等风险。据了解，有的大学城已负债20多亿元，恐怕就是一声最好的警钟。
有关专家指出，独立学院向母源学校上缴管理费是否合理问题值得研究。据了解，每个独立学院每年都要将当年所收学生学费总额的15％－30％交到母源学校。显而易见，对母源学校而言，他们“获得这笔收入，“几乎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因此，独立学院客观上成了公办大学一个无本坐利的创收部门！如此高额的管理费，对经费拮据的公办大学也许不失是一种“理想之至的创收途径，但对有民间投资、自称有民营倾向的独立学院该作何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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