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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
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百姓谈“食”色变，食品质量安全危机已由早年呈个案(一桩桩)出现发展为呈群案(一波波)出现。最近的这一波先有肯德基、强生、立顿、雀巢等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相继爆出丑闻，再有维他奶使用霉变豆粉和哈根达斯闹出“厕所门”事件……这些出事企业所涉及的食品品牌，既有跨国知名品牌，也有国内著名食品名牌。
大公司和大品牌纷纷爆发食品安全危机，是不是数量更多、涵盖面更广的小企业和小品牌就不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当然不是，依常识判断，它们的问题肯定更多。只是大公司和大品牌出事受社会关注的程度更高，舆论抨击的火力更猛、更集中。
社会信息开放程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到，国内食品安全危机正由“小”向“大”发展和蔓延，百姓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消蚀加快，也引发社会舆论对国内食品安全隐忧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民以食为天。古代民间“天地说”中，皇帝老儿不过是个“地”，可见，“食为天”中的“天”，对江山社稷的重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总体而言，当代中国人基本达到了温饱水平，这个“天”就由原先的能让百姓吃到饭演变为要让百姓吃得安全。也即，食品安全———保障百姓吃上放心食品，对于现代社会的政府而言，是一件“天字号”的大事，只能做好、不能懈怠，更不能问题百出、危机此起彼伏。换个角度，能不能抓好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反映出一个政府替民行政的责任意识和行政效能高低。百姓则可据此评价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能让人民放心的“放心政府”。说的更直白，这也是百姓对政府为民行政的“最低要求”。
执政党和政府已经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经受执政能力考验的重大课题。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号入座”地提出，食品安全问题正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道严肃考题。
择其要害，我们认为，一个时期以来，由食品安全危机所凸现出来的执政能力不足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监管体制、监管效率和监管力量“单薄”的三重困惑。其一，屈指算来，共有10个政府职能部门分别在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环节监管食品安全。如此制度架构，看似可简化执法、利于监管，其实却是个隐患重重的选择。这个问题被社会舆论诟病多年，却因部门利益纠缠其间，经多次机构改革而无从改观。其二，多部门、多头执法必出现职责不清，职能交叉，导致执法环节的“趋利避害”，致使监管效能递减。其三，食品安全监管形式单一，政府通过设置某一监管机构而排斥其他监管力量进入时，这一监管机构很难不产生自身的“特殊利益”。此时，监管的不透明性很难保证监管必须维护公共利益的根本属性。
法律软弱与残缺、标准滞后与落伍的困惑。从国际上看，食品生产包括原辅料生产的标准必须是强制性生产标准，中国不是没有这类标准，但标准覆盖面太窄。特别在原辅料生产环节，空白点太多。维他奶豆粉霉菌超标40倍，却因所谓目前没有强制性标准听任其检验“合格”出厂。在国外，使用劣质原料生产食品，一经查实企业法人要蹲大狱。在国内大多以罚款大事化小。
公正被“公关”出卖的困惑。企业一出丑，不是第一时间向消费者赔礼致歉，而是首先进行“机构公关”。机构接到举报投诉，不是第一时间调查真相，而是首先想到给当地舆论打招呼。实在捂不住时，舆论也只能进行“异地监督”。
监管失效导致监督陷入恶性循环的困惑。食品安全危机此起彼伏，很大程度上表明监管失效，失效导致政府频频遭到舆论拷问，迫使政府越依赖监管，越监管问题越多，问题越多，越得依赖监管……
监管之所以失效，其根本问题还在于现行的市场监管体制、机制与建立正常有序市场秩序的内在需要不相适应。所以，要在食品安全监管层面提升执政能力，不在于增加更多的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而更在于敢不敢对“旧体制”实施动真格的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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