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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伟
“大矿大难大多是安全生产投入机制存在缺陷引起的，而小煤窑之祸总是和地方官员的腐败纠缠不清。”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王银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煤炭经营要警惕“搞定一个人，拿走一片矿，生出一场灾难”的情况，安全监管更要避免官商勾结，分食煤矿暴利的局面。
有关研究人员指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煤矿生产和其他生产活动一样基本上不凸显个人利益的作用。那时候的矿难，虽有人祸成分，但并不明显。随着中小煤矿的改制，原来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小煤窑逐渐成为私营矿主、部分政府官员和地方财政的“黑色金库”。鉴于利益的一致，一些政府的监管单位对矿主压缩安全投入的状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矿工生命处于无保护和凭运气的境地。上个世纪末，小煤窑矿难频发，政府决心关闭不符合规定的众多小矿，但“今日闭，明日开”，假关闭、假停产现象禁而不绝。“整顿小煤窑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地方保护主义”，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说，小煤窑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地方保护伞的存在。
据有关人员测算，我国重大矿难事故风险的概率为1／600。这说明，尽管从总量上看，煤炭行业发生矿难的频率和死亡人数很高，但真正轮到每一位矿主的几率却很低。即使轮到头上，依现行法律，对违法开采的罚款5000元至两万元，酿成重大或特大矿难的刑期也只在7年以下。收益巨大，违法成本却很低，非法开采当然极具诱惑力。
王银生建议，要改变当前严峻的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必须提高煤炭市场的准入门槛，同时要注意对监管工作本身进行监督。“我们要一方面提高安全生产监管的权威性，让他们的工作有底气，另一方面要对相关的政府部门给予更多的监督，包括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和发挥工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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