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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夏 日
距离能改变时间，而时间的改变又意味着什么？
“白天睡觉，晚上工作”，这几乎是每一个初到纽约的中国人的常态——因为这里是纽约时间。
如果我们不用数据来表现“中国的崛起”这一宏大主题时，时间是最好的分析工具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相当多商务人士的日程和时间概念；打高尔夫的时间被安排成一次长途飞行去中国谈生意；由于时差，一个白天的24小时就有可能变成36小时。
时间是一种理想。早几年，中国上海的期货界人士，认为上海建成世界金融中心的标志之一，就是外国人半夜起床炒人民币，而不是当时状况的相反状态，中国的交易员们半夜起床看外盘。
时间更是一种话语权。当新联想运营后，管理的两个课题无法回避：如何让杨元庆倒时差；如何确定中美管理层的会议时间，否则，杨元庆只能一天工作24小时。虽然是一家上市公司，新联想不会披露这一被称为“细节”的问题。或者是另外的状况，新联想的答案不被人们关注。不过，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管理细节，对于像新联想这样的公司恐怕比利润更重要。
谁该迁就谁的时间？这是中美之间的小问题，也是大问题。比如：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让一些美国人花费了时间。而争吵的核心同样是个时间表争议：美方略显霸道地认为，中国应在几个月内让人民币升值，从而改善美国巨额贸易逆差，让更多的美国人恢复就业，而中方一直承诺会改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变汇率弹性，只是这个时间话语权是主权的一部分，中方会选择的时间只能是“出其不意”。这是中美双方最近最大的争议，核心的不一定是商业利益，而是时间话语权的争夺。
同样的，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也反映了商业问题的时间性。争议的中心内容无非是在2005年开始的133天，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一些种类的纺织品短期内大幅上扬。从中欧解决类似争端的方式看，无非是实现了在一定时间内一定幅度的管理。
人民币汇率和纺织品贸易时间话语权争端的背后，正日益显示商业哲学的局限性。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为什么受到他国的限制进口，中国的生产者想不明白，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无法解释，了解一些经济学常识的人们也无法找到完整的答案。这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时代，自由贸易只能是一种真实的幻觉；这是一个族群利益互相冲突的时代，任何真正的“双赢”答案要么藏在商人们的保险柜里，要么只挂在政治人士的口头上。
中国机会，正在变成全球商业人士的时尚语言，同时，中国的挑战或威胁正不断出现在美国的媒体上，“挑战和威胁”是其他族群对中国的本能反应。
“中国的崛起”，这是中国人的自信愿景，是汉语文化的新组合。能否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决定，这是“杨元庆们”的命题。能否“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答案肯定不会隐含在商业的逻辑中，这是一个智者尤其是政治智者的艰难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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