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交学费--学智慧机制

　　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因此，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及企业家由于疏忽、由于知识欠缺、由于判断失误而酿成大错，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是治理的一项成本，或者说是做正确的事情的代价。那些犯了错误的主政官员，或者他们的上级会经常说“交学费”。

　　问题在于，有些事情，由于对错误的事后处置机制不够健全，因而，学费尽管一遍又 一遍地交，但治理的经验和智慧却似乎并没有同步增长，有些地方的管理层和决策层甚至前赴后继地倒在同一个犯错的地方。

　　比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如果从零零散散地进行改革的上世纪80年代算起，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前车之鉴可以说数之不尽，但是，迄今为止，同样的错误仍然在被不少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管理层所重复。比如，交易过程中官商勾结，管理层自己出售自己购买，借改革之机，为国有企业打工的经理，一分钱不掏，摇身一变成为大股东。

　　为什么会这样？看看那些法治及治理水平较高的地方是怎么做的吧。6月3日，在债权人大会召开前5天，中航油巨亏事件最终调查报告由新加坡普华永道会计公司完成。普华永道是受新加坡证交所委托进行调查的。

　　这份报告不仅对本案的善后处理和司法裁决具有重要价值，各方将据此可以判断谁应对中航油巨亏承担责任。而且，它从公司治理结构、高管专业知识、企业风险控制流程等多个角度，全面剖析了中航油巨亏的前因后果。诚如《联合早报》一篇社论所说，“报告中所提及有关企业投资决策、风险管理、财务控管、营运透明度等问题，都给本地的企业监管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值得本地企业参考。”

　　这就是学费带来的智慧。中航油交了学费，这其中肯定蕴藏着教训和智慧，其他类似企业若能汲取这些教训和智慧，并采取应对之策，或者有可能减少犯同样错误的机会；而监管层同样可以制订更具针对性的监管规则和措施。

　　但这种教训和智慧，并不是翻看一下新闻，或者听圈内人士讲一点秘闻就能够把握的。事件不可能自己呈现出其意义来，事件的意义，也即事件的教训和智慧，需要靠有心人、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人，通过深入的调查，来发现、探究、总结、概括，最后形之于文字，并且公之于众。

　　没有专业知识的人，不可能发现问题所在；不经过深入调查，就不可能了解当事人的心态和错误的来龙去脉；不去探究、总结，意义本身不可能自己呈现出来；而如果不形成文字，那些教训和智慧就是一片混沌，无法被人理解；如果不公之于众，蕴藏在事件背后的教训、经验和智慧，就无法成为公共知识，无法被其他人所运用。

　　社会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正确的治理知识。盲目的尝试，不可能有助于制度的设计或改进。要使制度、规则趋向合理，需要人们探索、积累正确的治理知识。这种知识固然可以从其他社会模式中照抄，但更好的途径，应是从实践中，包括从错误中学习、积累。只是，比起书本上的知识，获得实践性知识需要理性更大的努力，需要社会具有一套有效的学习机制。

　　内地社会治理与市场监管制度中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样一整套学习机制，一种把一家企业、一个官员的个别错误，转化成公共知识的程序。高级官员出现重大违法、违规事件，或某大型企业出现严重失误，尽管人们知道，它背后所存在的问题具有某种普遍性，但没有人想到，去通过对个案的调查，发现背后的普遍问题。

　　有时，即使有关部门组织调查，但因为通常是由上级部门组织的，所以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容易受到质疑。而且，有关部门似乎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习惯于将调查过程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调查报告也被藏之秘阁。从知识利用的效率角度看，即使调查者发现了某些知识和智慧，也没有变成整个社会可以利用的知识。

　　于是，健力宝事件结束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谁该对此负责任，而不管是准备进行产权改革的国有企业，还是政府，好像很少有人能从中得到智慧；佘祥林事件发生了，当年曾经讯问过他的警察也自杀了，但这样的事件热闹一阵也就过去了，巨大的个人悲剧对于改进司法体制、警察体制，几乎没有任何推动作用。学费交了，社会却什么也没有学到。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中国人似乎天生就喜欢学习和考试，但为什么治理的技艺却似乎没有多大长进？

　　插图/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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