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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有幸参加了一个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圆桌会议，在与4位企业家关于“中国创造的元年来临了吗？”的对话中，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孤单。因为在这里，只有我认为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中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而我们的企业家却都很乐观。既然这样，我倒觉得“中国创造”倒是大有希望了。事实上，为了实现从“制造”向“
创造”的转型，如果企业家比经济学家更有激情，这正是经济学家所期望的。所不同的是，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看问题的着眼点不一样。
在经济学家看来，万物皆有价格，也必有价格。在谈论一个物品自己的价格时，人们总是习惯于从这个事物自身来寻找理由。而经济学家实际上却从这个事物之外来解释物品的价格。
经济学家认为，一个事物的真实价格是由它放弃其它用途的机会代价决定的，或者说，物品的价格可以而且应该用这个物品放弃其它用途的代价来衡量。因此，对拥有者来讲，事物的真实价格不是别的，其实是拥有它的“机会代价”而已。
我们研究事物的真实价格，是因为只有从事物的真实价格出发才能更好地认识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才能懂得什么是有效率的资源分配以及如何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过去我们从苏联那里搬过来的计划经济模式是一个藐视事物真实价格存在的典型案例。看起来我们在过去获得了不少免费的和低价的福利，而实际上，我们是用贫穷和落后在支付着这些免费的福利品。这个道理今天会被更多的人所理解。但是，今天在一些问题上我们还是会容易忘却这个道理。
与很多发展中经济一样，即使我们的储蓄率很高，中国相对于发达经济而言仍是一个资金非常稀缺，从而其真实价格相当昂贵的国家。资金的稀缺不是看这个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有多高，不同的储蓄率反映的只是国民的消费模式不同而已。美国的国民储蓄率只有12%，但美国相对于中国却是资金丰裕的国家。资金在中国比在美国昂贵，是因为资金在中国获得高投资回报的机会远远多于美国。
有很多人会说，在过去困难时期，无论如何我们制造出了原子弹或者上马了宝钢这样的大项目。但我们依然要明白的一个经济学道理是：没错，我们有了这些今天看起来很重要的成就，但我们是用了比人家更大的代价。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资金用于发展其他部门或用于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准方面的投资回报会更高。换句话说，在当年，我们是用有限资金丧失掉在其他发展机会上的丰厚回报来为原子弹和宝钢这样的大项目“埋单”的。
现在，我们很多政府官员和大众人士都希望中国能拥有在世界上领先的技术和自主的知识产权。可是，我们至今仍不能在研究和开发(R&D)方面投入太多的钱，为什么呢？不是政府不鼓励投入，也不是政府没有能力调动资金来集中投入，而是因为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企业家知道他们的资金用在别的很多方面会有更好更确定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研究与开发的活动就显得太昂贵了。只有在那些发达的经济里，资金用于其它可获利投资的机会大大减少了，研究与开发才会变成更值得的事情。所以，研究与开发往往主要集中在发达的经济，而增长更快的新兴市场经济(包括中国)往往依赖技术转移。这并不是政府的政策不同带来的，而是企业家对资金用途的备选机会的理性选择决定的结果：美国的企业家知道，不多在技术上进行研究与开发，投资于其它就赚不到什么钱；而中国的企业家也知道，不在技术上进行过多的研究与开发，投资于其它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比美国快，是因为在中国可投资的机会比美国多。当投资面对更多的机会时，企业家有更多可以赚钱的领域和途径，他们一定会去寻找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这样可以让企业家的腰包尽快鼓起来，而不是去用有限而昂贵的资金从事类似赌博的“高端”研发活动。这样，一个落后的经济才能有更快的增长速度来赶上发达经济。经济学家的见解是，企业家对更多可投资机会的捕捉，带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又减少了可投资的机会数量。因此，富裕的经济要想维持一定的增长，那里的企业家就只能把那些宽余的资金用于去做更冒险的创新活动。
不是中国不能去做冒险的事情，而是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像上个世纪50-60年代那样，由国家来集中资金进行科技攻关，来解决我们经济发展的问题了。现在高速的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家们对更多可投资机会的敏锐把握而实现的。企业家对投资机会的把握已经决定了资金的真实价格。在这个条件下，政府没有能力来驱使更多的企业更多地去从事“创造”(技术的独立研究与开发)活动，除非国家愿意为这个赌注“埋单”。而“中国创造”要能形成气候，就需要让大多数企业家们认识到，自己从事独立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是一个值得选择的活动，或一件对投资有可预期的高额回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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