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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英、袁京力
农村信用社改革目前正铺向全国。这次改革无论在改革的内容，还是改革的力度上都大大地超过了以往，也取得了许多成绩。但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在农信社改革中，农民被边缘化的现象十分突出，许多专家也对这种判断表示认同。
农信社增资 农民左右为难
由于中央政府明确要求参加改革的农村信用社达到一定的资本充足率，因此，为了获得中央政府的真金白银，各地纷纷开展了增资扩股的活动。
但不论是信用社改制为商业银行还是合作银行，农民被边缘化的现象都很突出。记者从相关的管理部门了解到，在增资扩股中，农民在不能与不愿入股间徘徊。
在一些经营状况好的信用社，农民很难当上信用社的股东。据资料显示：在某地农信社股权结构中，农民持有的股份仅占8.72%。而扩股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工商企业主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阶层，农民想入股都难，结果导致农民既难获得优先贷款的资格股，也难获得管理收益的投资股。
而在一些经营状况不好、债务负担重的信用社，由于无法预期自己股金的未来命运和回报，农民也不愿意入股。这类信用社吸收股金的难度很大，为了吸收群众入股，不仅要给出更优惠的政策，甚至还要动用行政手段，实行恩威并重，一定程度上这与中央政策的出发点背道而驰。据吉林省一位基层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达到资本充足率，信用社对股东实行的优惠条件是固定利率，且不用股东承担风险。实际上，这种优惠从出台之始就潜伏了未来股东从信用社撤资的新风险。
农民难当家做主
根据中央精神，本次改革实行省联社＋县市(＋乡镇信用社)模式。按照目前情况看，大多数省区选择了这种模式，而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如北京、上海选择了建立以市为单位的商业银行改革模式。天津选择了市区两级合作银行模式。不论实行何种模式，在改革中基层的权利上交，在业务和用人上由省联社等机构行使，基层更多的是听从安排，农信社离农民距离越来越远。
而在诸如“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的三会中，即使作为股东的农民相应权益可能也会被忽视，在许多地方，农民在监事会和理事会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外部人员的比例很高。据记者了解，在某市联社理事会的15名成员中竟没有一名普通农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农村信用社改革问题的专家胡必亮研究员认为，从整体来说，这次改革，地方政府主导农信社改革政策，无形中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力量，使得农民在改革中参与活动减少，不能够实现当家做主。农信社改革从组织形式的性质和利益的分配格局上都偏离了农民的利益。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刘曼红教授则表示，如果在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上都没有农民，那么其改革结果很可能会与中央的“信贷支农”相背离。
不过，社科院张元红研究员说，应该辨证地看待在信用社改革过程中农民的地位问题。他说，在未来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应该会有一些金融机构进入农村的金融市场，从而承担起目前农信社支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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