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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人们对事物做分析或预测，如果有正确的前提，又有正确的推理，结论就不应该错误。如果预测的结果正确，推理又正确，说明前提假设是正确的。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真正掌握。人们常常犯分析或预测的错误，因为人们的假设或推理常常犯错误。
对制度运行的结果做出判断，需要对人的基本行为做出假设。对人的行为倾向的判断极容易受假象迷惑。人会有文化包装，一些分析者受这种包装迷惑，会把人看作“利他人”。实际上，从长期看，从总体上看，把人看作“利己人”更有利于解释社会，由这种视角出发来设计社会制度，也会让制度更加有效。
中国古代就有利己人假说。尹文子云：“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今以礼仪招仁贤，所得仁贤者万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得不肖者触地是焉”。孔子倡导以“仁义”治理天下，但他却往往以利己人假说来判断事物发展的后果。孔子的一个弟子从诸侯国赎回一名鲁国人，但却推辞应得的酬金。孔子批评说：这样做你就不对了，酬金是为了奖善，取酬金无损于你的德行，而你不取酬金，今后鲁国人就不愿意再赎人了。另据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用一头牛感谢他，子路欣然收下。孔子评论说，从今后鲁国勇于救人者会越来越多。这两件事说明，孔子对人一般作“性恶”的评价(与孟子不同)。另一被人们看作是儒家的政治家管仲，大体上也持这种看法。
我们已经熟悉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的“经济人”假说，把经济人描述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这个假说有两层涵义，一是说，人在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共同体的利益，人是利己人；二是说人可以把握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人是理性人。这个假说的普遍现实性经常受到怀疑。由于许多怀疑不无道理，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发展了这个假说，使这个假说的内容大大丰富了。一方面，从利己人这个层面看，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者是追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这个效用应该满足行为者各种各样的偏好，不仅可以满足诸如对苹果、橘子等有形物品的偏好，甚至还可以满足伦理上的偏好。这样一来，经济学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行为差异看作是偏好或者效用函数的差异，甚至少数人的些微的利他主义，也被看作他们的特殊的效用函数，而不是背离一般原则的特例。此外，人的利己主义特性在斯密那里尚未包含损害他人的意思，而现代经济学的许多作者则认为，在条件适当时，利己人会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搞机会主义。另一方面，从理性人这一层面看，现代经济学已不再坚持行为者有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而是认为经济行为者通过估计每种结果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及其效果，来估价他的行动的预期效用。行为者当然受到信息获取成本以及自身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尽可能地作出合理的决策。
虽然经济人假说的实际内容朝着“符合现实”的方向前进了不少，但遭受的批评仍然很多。例如西蒙的批评就影响很大，他认为，经济学家不应当在理想情形中进行分析，而应当把注意力直接指向经济活动和消费者实际遵循的程序上，因此，更应该把经济人看成是一个有组织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假说是一个有用的假说，它有助于建立经济分析模型，并对社会现实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如果否定这个假说，把人看成捉摸不定的，抑或是利他的、非理性的，社会将变得不可理解，对人或社会的一切科学研究将无从谈起。近代相当一批著名学者、政治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指出，根据利己人假说设计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利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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