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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最近一个时期，由于不断发生日本巡逻艇在有争议的海域驱逐、扣留台湾渔船事件，而台湾当局官员又无力对渔民提供有效保护。于是，渔民们在表达强烈抗议的同时决定，今后给渔船取名将用“中国”加编号的方式，并要改挂五星红旗。他们对此举的解释非常简单：“钓鱼岛附近只要出现台方渔船，日本巡逻艇就会强势驱离，相较之下，大陆渔船却相
安无事”，“用中国命名，有保护作用”。(6月14日《华夏时报》)
用中国船名，挂五星红旗，就可以受到祖国大陆强大威慑力的保护，不受别人欺侮。台湾渔民这个简单、质朴的认知，让我想起了英国学者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为“民族主义”下的定义：“作为一种学说，民族主义要求政治疆界与民族的疆界一致。”有学者把这一定义引申为“政治的疆界与经济利益的疆界一致”。如果不一致会怎样呢？那么经济利益就很难得到有效保护，就会产生焦虑感，就会诱发民族主义情绪。
所谓政治疆界，其实就是国家暴力机器可以控制的界限。具体到这一事件中，就是渔民在受到日本的巡逻艇的威胁时，能不能指望受到自己一方巡逻艇的保护？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远不像一些以“世界公民”或者“国际人”自命的精英人士描述的那么复杂和可怕，它既不是一种“精神病灶”，也不是“幼稚病”，它是一目了然、实实在在的：如果贯彻民族主义的原则和理念，渔民就可以在那个海域快乐地捕鱼；如果不能，就会被人赶出来。
坚持“政治的疆界与经济利益的疆界一致”的原则，也会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把自己的经济利益延伸到别人的疆界。比如当年大英帝国要在中国贩卖鸦片，中国不同意。于是，在英国“一致”的要求就产生了：“生意做到哪里，大英帝国的军舰就应该开到哪里。”结果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再一种就是反对别人将其经济利益的疆界延伸到自己的利益疆界，比如作为鸦片战争另一方的中国。这种民族主义就是自卫性的民族主义，它无疑是合理的、正义的。
我们当然反对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但自卫性的民族主义，还是要强调和坚持。虽然时代不同了，动不动就出动炮舰也许并不合时宜(前提是对方也不出动炮舰)。然而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力量，来维护自己民族合理、合法的利益，仍然是民族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民族主义，无非就是要求让经济利益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而已。
有读者在这条新闻后面感叹：“没娘的孩子就是苦啊！”台湾渔民的遭遇和选择使我意识到，我们仍然生活在民族主义的时代，用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的话说就是“不得不民族主义”。因为很显然，当中国人面临某种灾难，或者天灾，或者人祸，或者侵略时，中国人只能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能靠自己的国家保护自己，而无法指望其他。在全世界的民族国家边界完全取消，“地球人”可以在各大洲自由流动之前，任何对民族主义轻蔑、虚无的态度和做法，如果不是有更老谋深算的利益考量，就是一种真正的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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