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国际组织并非一劳永逸 国际化之路再思考

　　宏观经济专栏：

　　“国际化”具有复杂的内涵，并非仅仅是加入某一国际组织或协定就算完事，而是在不忽视复杂国际环境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寻求本国的利益和行为原则

　　岳峥(香港正大企业国际公司副总裁CFA)

　　继美国启动对中国纺织品的限制程序后，欧盟也开始了对中国纺织品进口大幅度攀升带来的市场混乱的调查，将根据调查的结果决定是否对中国的纺织品进行设限，或劝说中国方面进行自我限制。对于这个行业以外的广泛的中国观察者来说，这一冲突是令人迷惑的：中国与欧美的贸易争端使中国本地的纺织品供应商难免产生怀疑——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价值何在？

　　毕竟，加入WTO的益处曾被广泛地认为是中国产品进入自由贸易广阔天地的象征，也被认为是中国真正融入国际舞台的强大例证。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目前遭遇来自欧美“密谋”般的一致性行动，简直就是发达国家群体对发展中国家崛起惧怕心理的证明。果真如此吗？

　　就中国而言，单纯从利益变化中理解国际贸易争端的思维方式不能说毫无根据，各国居民都有在国际贸易及其争端中判断得失的资格。因此，不能否认中国在出现贸易受阻时与主要贸易伙伴进行磋商的权利，但是同时也必须意识到，无法认为其他主要贸易民族为了中国的崛起和增长就会放弃本国实利，更加谈不上对这些行为的动机的戏剧化夸大。

　　首先，尽管美国这样的主流商业社会也认可国际自由贸易将最终增进全球福利，其本国社会政治和法律仍现实地预设了多种贸易保护缓冲机制。立法当局对行政当局签订的国际贸易协约有强大的约束力。一般而言，行政当局更容易对“国际”呼声产生共鸣，订立对本国有利的“从大局着眼”的具有约束力的盟约。而立法机构的角度则更为复杂，更容易受到各种特殊利益群体的影响而倾向于本国商业利益，甚至出现吃亏的人少但怨声却大、大多数人即使受益也默不作声的局面。

　　类似于纺织品这类的“夕阳工业加大宗进口品”最容易出现这类案例，此外还有以著名的美国“五河电子”诉讼中国电视机倾销为代表的家电业。公平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似乎不能被认为是制度败笔，反而可能是“先进”的体现。应该说，如果立法机关不能将某一受到伤害的社会群体反映到国家决策上倒是不可思议的。尽管从事实上看，与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的贸易往来，美国不免有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嫌疑，但就美国贸易官员而言，在国内压力之下，国会拥有推出更加具有约束力的国内立法的力量，将有可能导致他们签订的国际条约无法进入操作，所以国际贸易自由也是有限的。

　　其次，国际贸易的双边和多边协定向来不是一个原则，而是一组复杂的协定。美国和欧洲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已经预见了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将改变该市场的市场结构，它们对中国的进口也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是征得中国方面的同意，获得了在市场“摧毁性爆发”的情况下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进行限制的权利。在欧美方面，“特保”并非是各贸易主体未能预见来自中国进口暴涨的措手不及下的抵御，而是在某种贸易条件变化时对市场稳定而实施在2001年就预留的防备措施。因此，认为欧美存在一个秘密协定来保留那些还在这些国家生产纺织品和服装的制造商，这种说法岂非有主观之嫌？

　　欧美这些行业的工厂的命运在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就已经注定，它们的绝大多数当地同行事实上已经倒闭或转移了。它们的存在是国际贸易尚未达到完全效率的体现——这一点主流商业社会完全没有否认。但是，给予这些工厂和其相关的社会群体(员工、经理、投资者和当地社区)更多的时间寻找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生存空间，却是民族国家政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使命之一。否则，各国政府就都不需要制定本国经济政策而交给世界一体的贸易管理组织了。正因为如此，“国际化”具有复杂的内涵，并非仅仅是加入某一国际组织或协定就算完事，而是在不忽视复杂国际环境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寻求本国的利益和行为原则。

　　以美国为例，“国际化”远远构不成吸引力，美国人的自我认同超乎大多数亚洲人。在纽约街头，该城居民会固执地认为国际化就是更多的外国人到了纽约。让他们走出这个城市和国家去体验“国际”的先进性，无疑相当于让上海居民去学习西部内陆。

　　在多项国际事务中，美国均力求建立自己的标准。在资本市场中，美国采用的公认会计准则与欧洲和亚洲支持的国际会计标准之间的优越性之争，美国的银行体系风险管理制度和巴塞尔国际银行风险管理要求之争都体现了这种美国对“国际化”的怀疑的态度。中国甚至动用国家外汇储备来补充这些银行的自有资本，以达到巴塞尔协议中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美国的货币系统高官如联邦储备系统委员Susan Schmidt等曾多次质疑该协定对美国银行的约束力，他们认为，在高度复杂的金融环境下运营的大型商业机构自然开发了复杂而精巧的风险管理系统，这是核心竞争力所在。而对于业务简单的金融组织来说，为符合这些规定进行的调整又将是成本巨大的，而美国政府显然是不准备为此付钱的。因此，美国提出，尽管承认巴塞尔协定的良好理念和框架，美国金融机构仍然将量力而行，并非强制执行。这种扬弃地利用“国际”经济和金融安排的态度和艺术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值得思考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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