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国有企业改制

　　王永庆，男，1954年6月生，1985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经济学硕士，注册会计师、高级审计师。曾任财政部会计司主任科员、国家审计署外资司处长、审计科研所副所长、审计署济南办事处副特派员、国务院稽察总署第十办事处主任、中央企业工委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资委监事会高级监事。多年从事会计、审计、国有企业监督检查工作，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撰写发表财经著作20余部、文章30余篇。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的国企改革之路充满了艰辛和风雨，其中对于国企改革成败的争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没有停下脚步。带着对国企改制中的种种问题，本刊采访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事会高级监事王永庆，他为我们细致深刻地解读了国有企业改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从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

　　“为什么改制改不下去了？最大的困难可以概括为：人往哪里去，钱从何处来？”

　　记者：国有企业改革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在喊？为什么改到现在还要改？

　　王永庆：我国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目前的总量大致是11万亿元，其中国有企业资产占7万亿元左右。这其中一部分为什么改制改不下去了？最大的困难可以概括为：人往哪里去，钱从何处来？

　　首先，要把职工从国有企业中剥离出去，转换他们的身份，解决冗员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存在两个困难：一是人剥离不出去，关键原因是思想观念问题。国有企业的职工一直认为自己为国家干了一辈子，现在把自己剥离出去，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于是就要闹。所以，在现实中就存在一改制就闹，一闹就找政府的现象，所以各级政府领导都为国企改制头疼。头为什么会疼？因为改制和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上要求安定团结，可改制中出现的种种困难让职工纷纷上访，影响了安定局面。为了安抚职工，各地政府在实际操作中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为了让职工退出，企业要给职工一定的经济资助。按职工的工龄，一般平均下来一年是1000元左右，当然，不同地区具体情况也不同。一个工龄是20年的职工，就只能拿到三万元左右的资金。现在有些政府官员把国企改制简单化，不做深层次的研究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一说改制就理解为把企业卖掉，或者全部民营化，这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一谈到企业改制，人们就会想到国资流失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王永庆：国资流失问题确实是国有企业改制中存在的问题。企业管理者通过MBO千方百计把企业变成自己个人的，这种状况比比皆是。国资委出台的一些政策比如挂牌和拍卖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这需要人来操作。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可以彻底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国有资产真的流失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管理者持股，通过低价拍卖国有企业资产，企业管理者自己得了好处。二是自己根本没有得到好处，国有资产卖便宜了，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可是卖贵了，谁去买呢？

　　国有资产现在大约有7万亿元左右，可是真正去评估究竟有没有这么多，答案并不是完全肯定的。因为价值必须在流动当中才能体现，不流动就实现不了价值，就盘活不了，就是一个死结。

　　国家政策规定了底价，国有企业流动的底价是净资产，企业资产减去负债，剩下的就是净资产。在购买过程中就不能低于这个底价，低于这个底价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可是要是高了，就根本没有人来购买。这是两个层面的东西。股权多元化，另外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也要和现代企业制度接轨。

　　改制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问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在官员也好，政府也好，都很看重政绩。我们刚才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改制工作，要做大量的工作，但不如简单化来得快，也不如简单化政绩显著。这样就容易使企业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而只重视做表面文章。

　　“国企改革就是两点：一是投资方面，要求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建立强有力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国企改制要真正加强内部管理，苦练内功。”

　　记者：从企业外部来说，应采取哪些措施解决上述问题？

　　王永庆：从外部来说，首先必须深入研究到底什么算是国有企业改制，是不是民营化就算国有企业改制了？是不是职工个人持股，企业变成个人的就是国有企业改制了？我认为国企改革就是两点：一是投资方面，要求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建立强有力的法人治理结构。主体多元化之后，就出现了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就起到互相牵制、互相监督的作用，再加上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执行层，几个方面互相配合才能达到真正改制的目的。二是国企改制要真正加强内部管理，苦练内功，这里所说的管理包括方方面面的管理，比如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等，这些管理都到位了，企业才能真正做强、做大。

　　“老员工应该由政府包下来，国家应该拿出更大的财力来支持，使企业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企业才能放心大胆地改下去。”

　　记者：国企改制过程中，企业职工的身份问题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王永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企改制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也是和宏观经济联系起来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方面都想出了一些办法。比如说上届政府，开创了退出机制，国企职工退出后在社会上可以领养老保险，但是，目前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有很多弊病。比如说职工从企业出去之后没有及时得到接续，职工去了之后可能并不被接收；如果接收就向原有企业索要大量的资金，可是企业又拿不出这笔资金。所以中央政府做了一些转移支付，但我认为这还是远远不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好退路问题，中央财政要拿出更多的财力支持国有企业，否则国有企业没有退路，国企就改不下去。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中央财政都包下来。因为国有企业过去的价格体系和价值观，是把大量的工人劳动成果做了社会分配。过去低工资、低福利，但是国家包养一切。等于现在参加改制的工人给国家做出过大量贡献，国家应该拿出财力回馈给他们。具体地说，就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老员工应该由政府包下来，国家应该拿出更大的财力来支持，使企业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企业才能放心大胆地改下去。

　　“政府在企业改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关键。在目前情况下，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改制过程中转换政府的政绩观，包括政府对各级官员的考评。”

　　记者：作为各级政府，在企业改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王永庆：政府在企业改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关键。在目前情况下，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在改制过程中转换政府的政绩观，包括政府对各级官员的考评，怎样考评政绩?因为在改革当中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矛盾结集的爆发点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包括职工的上访和堵路等表现形式。这些问题能不能一概去责备政府？现在只要出现了集体事件，不管原因是什么，只是一味地对地方政府施加压力。政府千方百计不让企业出问题，就不敢触动国企改制的“地雷”。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得不到政府彻底的支持。职工必定首先站在个人利益上考虑问题，而站在国家角度、站在企业角度的人毕竟是少数。当职工的个人利益受到侵害时，就会反抗。但是一出问题就去找政府，政府就会出来安抚，这样也会造成恶性循环，也不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

　　还有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从企业外部来说，政府应该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包括政策面的问题。“十六大”之后提出国有资产“三统一”，即管人、管事和管资产。从某种角度看，国资委在控制力和执行力上也有一定的问题，主要是国资委没有达到真正的控制力和执行力。现在国资委管理企业主要靠发文件，发文件能不能解决问题？不仅在中国不能，在外国也不能。那么国资委要有身份的转变，应该从政府的职能部门转变到出资者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转变出来，还是靠政府行政性的手段。但现在只靠政府行政力量已经不能实现加强控制力了，所以必须研究国资委如何加强控制力和执行力。比如国企的产权交易问题，国资委出台的文件很多，出台了30多个文件，到底管不管用？谁去检查？谁去监督？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肯定是执行不下去的，而且具体要求在文件中写得很清楚，但是在实践当中没有人去监督，就会使企业绕过一个个控制点。比如说产权交易，企业进入产权交易所，但是在招标过程中，可能会有人暗箱操作，大家都不去投标只有两家去投标，而且其中还有一家是“托儿”，导致价格不会产生竞争性。表面上看企业入场了、挂牌交易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怎样的监督手段？这种监督手段是实时的监督，如果是事后监督，想查也不容易查出来。

　　再有就是国有资产的定价问题，国资委要求企业进行资产评估，企业找一个资产评估事务所，可以做出若干种评估价格，而且这些价格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因为价格按资产评估这个方式做，没有一定的标准，不同的方法会得出不同的价格，国有资产的价格到底是什么？这不是简单的1+1=2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没有进行实时监督，也说明管理是不到位的。国资委失去了控制力，只靠发文件解决不了问题，国资委要改进监管方式，改进监管内容，改变监管手段，这都是我们要着力研究的问题。

　　“现在企业苦不堪言，每年要给很多机构报送资料，财政、税务、统计、发改委、国资委等，企业现在弄不明白到底是谁在管自己。”

　　记者：企业改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这项工作到底应该由哪个部门管理?

　　王永庆: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如何制定企业改革政策的问题。目前,政府出台的一些文件有一些是不完全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比如产权交易的程序问题，现在文件要求企业先挂牌再交易，然后再进行改制。那么在实践中就存在着空白点：企业挂牌了，但暂时却没有人来接受。既然这段时间内没有人来管理，就难免会存在跑、冒、滴、漏的问题，甚至管理者本身就有带头侵害国有资产权益的情况。

　　另一方面,从企业外部讲，根本上还存在一个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如何相互协调的问题。从企业角度讲就是政策整合。原来国有企业管理制度说是九龙治水也好，五龙治水也好，存在管理链条太长、责任也不好区分的问题，所以成立了国资委。现在实际上国资委所说的出资人的三项权利：选择经营者、重大事项决定权、资本收益权并没有完全到位。现在企业苦不堪言，每年要给很多机构报送资料，财政、税务、统计、发改委、国资委等，企业现在弄不明白到底是谁在管自己。只知道反正是政府在管，政府就比企业大，所以政府就得管企业，企业就得听。所以说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没有完全到位。

　　政府部门的权力应该更加细化和规范，这样对于国有企业改制的外部环境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否则，企业想改制都不知道找谁，改制还要经过层层审批，那么机遇和管理效益就会丧失。而且，如果一件事情各个部门政策相左的话，问题就更大了。政府随便一个部门不同意，企业就完成不了改制。所以，这个方面需要重新整合。国有企业应该作为一个整体独立发展，而不是作为个体发展，现在国有企业垄断性的行业，包括自然垄断、资源垄断和行政垄断的行业效益很好。比如石油行业赚了一千多个亿，这一千多个亿用来干什么呢？应该尝试来做其他企业的改制，把企业改制好了企业就会轻装上阵，就会创造新的效益。

　　“国有企业改制是和职工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职工的观念转变是一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有一种革命。革命注定会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损失一部分人的利益。”

　　记者：从企业内部来说，应采取哪些措施解决国企改制中存在的问题？

　　 

　　王永庆：首先，要转变企业领导人的观念。从观念上认为国有企业不能只是一卖了之，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做好管理，认真按照中央制定的国企改革政策转为现代化企业制度。现在企业领导人热衷于管理者持股，千方百计把企业搞成个人的或者是小团体的，先搞一个职工持股会，然后就把企业变成管理者自己的。

　　其次，要解决企业职工的问题。这也是改制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现在改制要求妥善安置职工，给了职工一票否决权。开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改革方案，职工不通过这个改制方案，就改不了。但要是能全体通过的话，改制方案就是流于形式，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国有企业改制是和职工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职工的观念转变有一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革命。革命注定会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损失一部分人的利益。在改制过程中必须摆正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摆不正的话，企业改制就会流于形式。这也不是能够完全靠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

　　再次，现代企业内部除了思想观念转变之外，还应该有切实加强管理、加强改制的措施。在企业内部如何调动积极性？在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下，我们不能一味地否定管理者持股，因为管理者持股在国外是企业成功运营的经验。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挂钩，就会最大程度地调动积极性。至于管理者持股中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不是管理者持股制度的问题，是现在监管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把监管做起来。

　　“民营企业现在没有资本运营的工具，没有积极地参与到国有企业改制的实业投资当中。这就面临着如何去打破坚冰，怎么把民营企业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参与到企业的改革中的问题。”

　　记者：我们谈了这么多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困难，请您介绍一个国有企业克服困难的成功案例。

　　王永庆：中国医药集团医药控股公司引进了上海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资，充分利用民营企业经营。这家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比如劳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都进行得很到位。到位之后，经营者极大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而民营企业给企业注入一定的现金，盘活了存续的部分不良资产。总结这家国企搞得好的原因，一个是民营企业注入了几个亿的现金。再一个是制度彻底转变了，在民营企业的用人制度下，职工会发挥主观能动性。最后一个原因是这家企业所处的行业决定了企业改制的成功。这家企业是销售行业，不像生产领域还涉及机器设备，销售领域完全靠人员就可以。种种原因在一起，所以改起来比较成功。

　　记者：最近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有什么最新动态？

　　王永庆：我讲一个新理论——新公私合营。国有企业改革改到现在，规模较大的企业再想靠民营或者外部的推动去介入改制已经很难了。去年夏天，我陪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同志到辽宁去做过国企改制的调研，当时提出了新公私合营，就是利用民营企业或者外资的机制，不是民营或者外资企业把国有企业吃掉，而是相互结合，形成双赢局面。实际上就是上海医药控股公司的模式。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利用民营企业的机制，国有企业职工干部的观念通过民营企业的进入会迅速转变，尽管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借用民营企业的机制，还可以迅速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

　　另一方面，除了民营企业灵活的机制外，同时发挥国企管理严格、制度严格、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新的公私合营就是采用这样的办法。这种改革办法在国内已经比比皆是，最近的泰达和万通的战略合作实际上就是这种合作形式。

　　再者，新公私合营还有一个支撑点，即如何把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资本集聚或者集中，这就涉及资本市场。但如果资本市场没有根本改革的话，民营企业就没有力量介入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现在没有资本运营的工具，没有积极地参与到国有企业改制的实业投资当中，这就面临着如何去打破坚冰，怎么把民营企业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参与到企业的改革中的问题。此外，还需要政策的支持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

　　我希望国有企业改制能够更加深入，取得更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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