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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建国
据6月6日新华网报道，我国目前已命名47个环保模范城市和3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区。从名单上看，它们大部分属于工业城市、省会城市或处在直辖市的行政区。据同日《京华时报》报道，环保总局日前披露了66个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零、危险废物集中处理率为零的城市。从名单上看，它们大部分都是经济不发达的省辖边
远小城市。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同一个国家，其大城市一般都处在水源的下游，人口多、生活垃圾多；工业城市废水废气废物多，两者本应是最易污染、污染最重且最难治理的地方，可它们却成了环保模范城区；而偏远的省辖小城市，大都是距大山、荒原、河流源头等自然环境较近的地方，人口少、生活垃圾少；因企业不多，本应是最不易污染、最易治理、环境更好的地方，可偏偏成了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说这奇怪，是从道理上来说的，但放在城乡二元体制这个大环境里一想，就又觉得“本应如此”了。我国的环保事业和教育事业何其相似———重视的顺序是自上而下，投资的倾向是先大城市后小城市，最后是农村。已经搞得好的地方，年年增加投资让它好上加好；搞得不好的地方，就让它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既然我们已将这样的教育现状称作教育不公，那么，笔者有理由将同样的环保状况称之为“环境不公”。
也许有人会说，小城市上马的都是被大城市或发达城市淘汰的污染项目。这是现实。可我们想没想过，谁给小城市拨款上无污染的高科技项目？说到底，这完全是目前“环境不公”的现实造成的。为何会有“环境不公”？原因可能是城市的居民们居住集中，因收入高、文化程度高而对居住环境质量有更高要求，与小城市或农民们相比，他们更有机会集中、强烈地表达意见，更能主动和有效地对决策者形成压力，等等。
但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与教育、卫生等许多社会问题一样，任何城市都不可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从众多小城市排出的废水、废气和废物，都会慢慢向其他城市扩散，最后形成小城市或农村污染源包围“环保模范城市”的格局。更重要的是，如果污染源诱发传染病，其病毒不会在原地自生自灭，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人口流动幅度的增大，病毒必将随着空气及所有流动的载体向城市传播。在它面前，环保模范城市内所谓的户口壁垒、暂住证明、宅区大门、垃圾处理系统、口罩、消毒液等等，都将不堪一击！在这方面，非典给我们上了最生动、难忘的一课。
新华网上述消息中也提到，国家环保总局已经觉察到“污染日益边缘化”这个新问题，并提出“统筹城乡环境保护”的治污新思路。笔者觉得，这表明我国已经在正视“环境不公”和促进“环境公平”上迈出了观念上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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