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期待全员参与

　　本报记者 刘永 邢少文 发自广州

　　“9·11”事件和SARS的冲击，在中国引起了政府对于危机管理史无前例的关注。

　　在刚刚过去的两天中，一个以“政府管理创新”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广州举办，公共危机管理也在讨论的重点话题中。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王军教授认为，必须解决机制创新的问题,在明晰权责关系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全社会参与的机制。

　　他说，通过研究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人们发现并揭示了这样一个似乎带有某种规律性的现象，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时候，往往是人口、资源、环境等发展要素瓶颈约束最严重的时候，根源于利益、效率、公平等的社会矛盾也最容易出现激化和冲突。

　　20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均衡提高，往往造成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道德缺失，这是各种突发事件频发最直接的根源。

　　构建政府的应急管理机制，首先应该明确，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必须从事前(预防)、事中(处置)和事后(善后)三个环节做好各项管理工作。

　　特别应该明确的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重点是在大中城市，由于人口、建筑、交通比较集中，突发事件易发多发。

　　他认为，大中城市政府都应当建立一个实战性的应急管理中心，主要由公安、医疗、民政、市政、新闻等有关部门组成，统一应对本地各类突发事件，直接预防和处置各种紧急事务，以提高城市政府全面应对、快速反应的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成福教授认为，SARS公共卫生危机暴露了危机管理方面的许多弊端和缺陷。

　　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我国宪法没有关于危机状态或者紧急状态的规定，政府紧急管理权也没有明确的宪法授权；我国尚没有一部完整的危机或者紧急状态管理法。

　　因此，为了使政府危机管理法制化，使危机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必要加紧涉及危机管理的立法。首先，要在宪法中对紧急状态的确认、紧急状态的实施、政府紧急管理权等作出规定。其次，制订统一的《紧急状态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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