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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在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节目做嘉宾时，强烈批评了“看病贵”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仿佛是替他的批评做注脚，5月22日，成都市一位年逾七旬的周婆婆，在生病后因为怕花钱太多拖累子女，竟然上吊自杀(见5月23日《华西都市报》)。周婆婆的悲剧虽然只能说是一例比较极端的个案，但还是深刻地反映了目前居
高不下的医疗费用给弱势群体造成的巨大的现实和心理压力。
那么，“看病贵”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呢？韩启德指出，以前政府给医院补贴，但是后来这项措施取消了。为了弥补医院的成本，国家给了一个政策，就是药品可以加价15%，作为医院的收入。由于看病属于典型的信息不对称，所以就给某些开大处方的不合理现象提供了生存空间。而从医院来说，也就出现了“以药养医”的现象，全国大型医院收入构成中药品收入一度占到了60%。这是造成药价虚高，导致“看病贵”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启德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要害。那么，当时为什么会依循这样的路径进行改革呢？在我看来，其背后支配性的理念就是对市场的迷信。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只要医疗服务的价格上涨，就会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医疗市场。而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医疗价格的下降，一直降到一个医院和患者都能够接受的水平为止。这时候，就实现了经济学家们挂在嘴边上的“均衡”。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无论市场的需求多么强劲，医疗价格昂贵的状况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很难得到缓解。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培养医生和筹建医院的周期很长，以至于医疗服务相对于需求而言将始终是稀缺的，而且也是因为医疗技术的进步——昂贵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的专利费用等也会造成医疗价格的上涨，以至于大部分的需求都不具备支付能力。“第三次全国卫生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上述判断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平均每次门诊费用在2003年达到了108.2元，比1998年增长了57.5%；而每次住院费用达到了3910.7元，上涨了76.1%，都远远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指望市场调节来自动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是南辕北辙。在足够远的将来也许会解决，但我们能不能健康地活到那个时候，就很难说了。
这种状况，对富人来说，当然不算什么，但对穷人来说，就只能采取或者“小病拖着，大病等死”，或者倾家荡产，或者像周婆婆这样“自行了断”等方式来解决了。这显然是无助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的。所以在我看来，要根本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只有断然打破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的迷信，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介入，为每个公民都提供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障，使之享有免于“因病致贫”、“因病自杀”的自由。这样做虽然不符合完美的市场教条，却更符合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所以还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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